双河口镇比周一杨想象的还要远，还要偏。从鹤鸣镇开车过去，要先走二十多公里的省道，然后拐进一条坑坑洼洼的乡道，再翻过两座山，穿过一条河谷，才能到镇上。全程将近两个小时，其中一半是山路，弯急坡陡，路窄得只能过一辆车。
周一杨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的悬崖峭壁，手心全是汗。开车的是王镇长，他对这条路熟悉得闭着眼都能走，一边开车一边给周一杨介绍情况。
“周院长，这条路我们叫它‘十八弯’，不是夸张，真的十八个弯。晴天还好，下雨天根本不敢走，泥石流、滑坡，经常把路堵了。去年冬天有一场大雪，山上封了半个月，山里的老人出不来，外面的物资进不去，好几个老人断药了，急得我嘴上起了一圈泡。”
周一杨没有说话，眼睛一直盯着窗外。他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佝偻着背，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往山上走。老人的背上背着一个编织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什么。他的步子很慢，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然后再走几步。
“王镇长，停一下车。”
王镇长靠边停了车。周一杨下车，朝那个老人走过去。
“大爷，你去哪儿？”
老人抬起头，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他的眼睛浑浊，嘴唇干裂，脸上的皮肤被山风吹得粗糙发红。他打量了一下周一杨，用沙哑的声音说：“回家。”
“你家在哪儿？”
“山上。”
“你背的什么？”
“米。镇上去买的。”老人把编织袋从背上卸下来，靠在路边，“家里没米了，下山买一点。来回要走四个小时。”
周一杨看着那袋米，又看了看那条望不到头的山路，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四个小时的路程，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背着二十斤米，一步一步地走。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活着。
“大爷，你上车吧，我们送你。”
老人摇了摇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
“上车吧，顺路。”周一杨不由分说，把编织袋拎起来，放进了后备箱。老人犹豫了一下，跟着上了车。他坐在后座上，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像是一个从没坐过小汽车的孩子。
车继续往前开。老人坐在后面，一言不发，眼睛一直盯着窗外。周一杨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眶红红的。
“大爷，你叫什么名字？”
“姓赵。”
“赵大爷，你一个人住？”
“嗯。老伴走了十年了，儿子在城里打工，一年回来一次。”
“身体怎么样？有什么病？”
赵大爷沉默了一会儿，说：“高血压，还有风湿。腿疼，走路不方便。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模糊。”
周一杨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这些信息。高血压、风湿、视力下降——这些都是可以干预的，但前提是有人管。一个人住在深山里，连买袋米都要走四个小时，谁来管他？
到了赵大爷家，周一杨下了车，四处看了看。房子是土坯房，墙上有好几道裂缝，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用塑料布盖着。院子里堆着一些柴火和杂物，角落里有几只鸡，瘦得皮包骨头。
周一杨走进屋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屋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灶台。灶台上的锅黑漆漆的，里面还有半锅剩粥，已经馊了。
他给赵大爷量了血压——高压一百七十八，低压九十八。又测了血糖——七点六，不算太高。然后他检查了赵大爷的腿，膝关节肿胀，活动受限，典型的骨关节炎。
“赵大爷，你平时吃什么药？”
赵大爷从一个抽屉里翻出几个药瓶，周一杨看了看，大部分都过期了。降压药吃完了没去开，止痛药吃了两年多，胃都吃坏了。
周一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吐出来。他需要冷静，需要把这些信息都记下来，然后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
“王镇长，”他转身对王镇长说，“像赵大爷这样的老人，山里还有多少？”
王镇长想了想：“少说也有上百个。分布在不同山头，有的比这里还偏僻，车子都到不了，要走路进去。”
周一杨沉默了。上百个老人，分散在深山老林里，没有路，没有车，没有医生，没有药。他们怎么活？他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熬着，熬到实在熬不动了，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康康，”他在心里叫了一声，“系统有没有办法帮助这些人？”
“系统无法直接帮助。但系统可以提供一个方案——‘居家康养服务包’。包括便携式健康检测设备、常用康养产品、紧急呼叫装置、远程指导手册等。宿主可以为这些老人定制个性化的服务包，由康养联络员定期配送和指导使用。”
“需要多少积分？”
“每个服务包的成本约为五十积分。如果宿主需要为一百位老人提供服务，总成本为五千积分。宿主当前的积分余额为三千六百分，还需要一千四百分。”
周一杨咬了咬牙。又是积分。他永远在缺积分。但他不能因为这些老人住在深山里、路不好走、没有积分，就不管他们。
“我会想办法的。”他对康康说，也是在对自己说。
从赵大爷家出来，周一杨又跟着王镇长走访了七八户独居老人。每一户的情况都差不多——住在深山老林里，房子破旧，身体多病，缺医少药，孤独寂寞。有一个老人，八十六岁，一个人住在半山腰上，最近的一个邻居也要走半个小时。他的儿子在广东打工，三年没回来了，每个月打五百块钱。老人用这五百块钱买米买菜买药，剩下的存着，说等死了给儿子办丧事用。
周一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八十六岁的老人，一个人在深山里，每天想的不是怎么活，而是怎么死。他的儿子三年没回来了，不是不想回，是回不起——来回的路费要两千多块，够老人吃好几个月的饭。
周一杨把每一个老人的情况都详细地记录在本子上。他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年龄、住址、病情、用药、家庭情况、联系方式。有些老人没有电话，他就记下了邻居的电话，或者村支书的电话。他知道这些信息可能一辈子都用不上，但他还是要记，因为这是他能做的、最少的事。
傍晚时分，周一杨站在双河口镇的最高处，看着周围连绵起伏的大山。山峦叠嶂，层林尽染，景色很美。但在这美景的背后，是上百个被遗忘的老人。他们住在这些山里的某个角落，每天看着同样的山、同样的云、同样的日出日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生命的尽头。
“王镇长，”他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我需要你帮我做几件事。”
“你说。”
“第一，把山里所有独居老人的名单给我，一个都不能少。第二，每个村至少选两个康养联络员，要年轻一点的，身体好的，能走山路的。第三，找一间房子，做‘流动康养点’，每个月我们派团队来一次，集中为老人们做健康筛查和康养指导。”
王镇长连连点头：“没问题，我回去就安排。”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给我一张地图，标出每一个老人的位置。我要一个一个地去看他们。不是一次看完，是分批次。每次来，看几个，记几个，帮几个。”
王镇长看着他，眼眶有些红：“周院长，你……你没必要这样。这些老人，连他们的子女都不管了，你一个外人……”
周一杨打断了他：“他们不是外人。他们是我们的老人。这个‘我们’，不是指鹤鸣镇，是指所有人。”
王镇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回到鹤鸣镇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周一杨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康养院。他坐在办公室里，打开记录本，把今天走访的老人情况一条一条地整理出来。
赵大爷，七十八岁，独居。高血压、骨关节炎、视力下降。无定期就医，无规范用药。建议：制定降压方案，提供关节止痛贴剂，联系村医定期随访。
李大妈，八十一岁，独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轻度认知障碍。无定期监测血糖，用药不规范。建议：提供血糖仪和试纸，培训家属或邻居协助监测，制定降糖方案。
王大爷，七十六岁，与老伴同住。脑梗后遗症，右侧偏瘫，老伴也有高血压。无人协助康复训练，长期卧床。建议：提供康复训练指导，培训老伴协助训练，提供通脉口服液和降压方案。
张奶奶，八十六岁，独居。严重骨质疏松，腰椎压缩性骨折后遗症，行动困难。无人照顾，饮食不规律。建议：联系村委会安排每日送餐，提供钙剂和维生素D，制定防跌倒方案。
他写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写了十几页。每一个字都写得很慢，很重，像是在刻碑。
写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全是今天看到的那些画面——赵大爷背着米走山路的身影，李大妈昏暗的屋子里那盏昏黄的灯泡，王大爷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的眼神，张奶奶说的那句“等死了给儿子办丧事”。
他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给林晓雨发了一条消息：“晓雨，明天开始，我们要做一件事。”
林晓雨很快回复了：“什么事？”
“给山里的老人送康养。”
林晓雨沉默了几秒，然后回复了一个字：“好。”
周一杨看着那个“好”字，笑了。他知道，不管他做什么，林晓雨都会说“好”。不是因为盲目，是因为信任。
那天晚上，周一杨在记录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今天去了双河口镇，走了山路十八弯，见到了那些被遗忘在深山里的老人。他们住在破旧的土坯房里，吃着馊了的剩粥，吃着过期了好几年的药，一个人看着日出日落，等着生命结束。”
“我以前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今天才知道，我做得太少。”
“康养院只能住几十个人，但山里有几百个需要帮助的老人。他们来不了，我们就去。路远不怕，山高不怕，累也不怕。怕的是知道了却不去做，看到了却假装没看到。”
“从明天开始，给山里的老人送康养。不是送药，是送希望。”
窗外，月光如水。院子里，枇杷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晃，像是在对他说——去吧，他们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