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日，清晨。
紧闭了整整七日的皇宫正门，在寅时三刻，缓缓洞开。
一队队盔明甲亮、神情肃杀的御前侍卫和锦衣卫力士，鱼贯而出，迅速沿御道两侧布防，一直延伸到皇极殿前的广场。森严，寂静，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铁血意味。
旋即，数道旨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从宫中发出，通传各部，明发天下。
第一道，是皇帝“病榻”上手书，交司礼监明发的“罪己诏”。
诏书并未回避太子之事，言辞沉痛。
皇帝自称“朕德不修，御下无方，致东宫失教，属员为非，父子离心，酿成惨变。太子性情刚烈，朕教诲过切，竟致其……朕心痛如绞，悔愧无地。此皆朕之过也，上干天和，下负臣民，朕甚愧之。”
诏书中，皇帝将太子之死，定性为“父子龃龉”、“性情刚烈”、“朕教诲过切”导致的悲剧，并将主要责任揽到自己“教子无方”、“心急过切”上。
同时，诏书明确公布了太子“已于七日前，于东宫书房，因忧惧悔愧，急病突发，薨逝”的消息。
并未提撞柱，更未提服毒，只说是“急病突发”。
这是第一步，承认太子死亡的事实，但改写了原因，并展现“慈父”的悲痛与自责。
第二道旨意，是厚葬太子。
追封太子为“怀愍太子”，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治丧，命礼部、宗人府、内廷即刻操办，并宣布辍朝七日，天下禁宴乐、嫁娶一月，以示哀悼。
皇帝甚至在诏书中表示，因悲痛过度，龙体难支，太子丧仪，将由靖王代为主持。
以最高的哀荣，来安抚舆论，展示皇家对太子的“父子情深”，对冲“逼死”的指控。
让靖王主持，既给了靖王名分和亮相的机会，又是一种无形的考察和平衡。
第三道旨意，是针对愈演愈烈的“谣言”。
诏令严厉斥责“有无耻小人，捏造妖言，诽谤君父，离间天家，动摇国本”，称其“罪同谋逆”。
着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靖安司，四司联手，严查不贷。
但这一次，更明确了打击对象。
“前逆臣李惟中（李阁老）、庶人萧昭瑾（二皇子）之余党，怀恨在心，伺机作乱，散布流言，欲乱我江山”。
将谣言的黑锅，彻底扣在了已经倒台、无法辩驳的李阁老和二皇子残党身上。
诏书公布了一批刚刚“查实”的“造谣主犯”，皆是李、二党羽中的中下层官员或关联商人，宣布即日押赴市曹，凌迟处死，族诛。
用最残酷的刑罚，来震慑宵小，并将舆论的矛头，导向已成的“反派”，完成切割。
第四道旨意，是关于已故皇后及辽国公。
皇帝在诏书中，以极其哀恸和追悔的语气，提及“发妻早逝，朕心痛之久矣”，又称“辽国公一门，于国有功，然朕一时不察，受奸臣蒙蔽，致有冤屈，思之怆然”。
宣布为已故孝诚仁皇后上尊谥，并重修陵寝。
对辽国公一案，则下令三司重新核查，“若有冤抑，务必昭雪，以慰忠魂”。
这便是以“受蒙蔽”为借口，安抚可能因此事而离心离德的旧勋势力，展现“知错能改”的姿态，进一步瓦解“弑妻屠族”的谣言。
四道旨意，对症下药，组合出击。
罪己诏承担了责任，软化了皇帝形象。厚葬太子展示了恩情与哀荣。严惩“造谣余党”树立了靶子，转移了矛盾。触碰旧案则试图从根本上消解部分最恶毒的谣言。
快、狠、准，而且层层递进，直指要害。
老皇帝即便是在“病中”，其政治手腕和掌控力，依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旨意传出，朝野震动。
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官员，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主心骨。
京城的局势，虽然依旧阴沉，但至少，暂时稳住了。
……
又过了两日，京城表面的动荡渐渐平息，尽管暗流依旧汹涌，但至少秩序恢复了。
这日深夜，王明远在都水司值房处理完最后一份公文，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正准备起身回府。
值房的门，却被轻轻叩响了。
声音很轻，很有规律，不像是衙门的书吏。
王明远心头微动：“进。”
门被推开一条缝，一个穿着普通青色棉袍、帽檐压得很低的身影闪了进来，随即反手关上门。
来人摘下帽子，露出一张平凡无奇、却让王明远瞳孔微缩的脸——是刘瑾，司礼监掌印太监，皇帝身边最心腹的内侍之一。
刘瑾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对着王明远，微微躬身，声音尖细低沉，在寂静的值房里格外清晰：
“王大人，陛下口谕，宣您即刻进宫，觐见。”
王明远心头剧震。
陛下宣他觐见？而且，在这个时候，秘密宣他进宫？
为什么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