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兄请看，”他先指向西南方向的巨港，语气里裹着几分对先祖功业的追怀，
“此处乃永乐年间旧港宣慰司故地。当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在此设官置吏、教民耕读、兴农通商，本是我大明经略南洋的根基所在。后因海禁弛废、军备渐疏，爪哇势力趁虚而入，窃据此地，侨民饱受欺凌、苦不堪言。”
“今有侨民冒死浮海来投，言‘王师若至，万民箪食壶浆’，我若坐视不顾，恐寒天下忠良之心，遂遣卫志尚、伍哲率偏师往探虚实，一举恢复我大明永乐年间所设的旧港宣慰司，还我大明疆土、安我侨民！”
指尖再向西移，落在马来半岛南端的狭长海峡：
“至于此地，名为满剌加（马六甲），本是我大明在册藩国，弘治年间遭葡萄牙人袭占，西夷据海峡之险，苛索过往商船，过往商船苦之久矣。我已遣傅瑞、江振海率水师战舰，直扑此地！”
“上个月，两支舰队皆有捷报传来，已初步拿下满剌加与巨港等地。如今二将正率军清剿残敌、扫荡周边部落，搜刮两地土人青壮充作劳役，整饬城防与港口，后续只需挥师横扫，便可彻底稳固两地局势。”
胡泽明指尖定在满剌加海峡的位置，语气沉定：
“此地乃东西洋商船必经之咽喉，我大明虽不喜西夷之贪婪狡诈，然商贾贸易本是互通有无之途，不必一概禁绝。”
“凡过往商船，不论东西，只需按我大明海关则例缴纳关税、领取通行旗牌，便可安然通行。”
“此海峡若经营有度，日后便是我大明南洋一处源源不断的财源，其赋税之利，足以供养水师、补贴垦殖，更能扼守东西贸易命脉，进退皆有余地。”
“只是局势尚未尽稳，其西北有亚齐苏丹国，兵强马壮，信奉异教，甚为悍勇；东北有柔佛王国，亦非易与之辈。两国人口众多，皆对马六甲虎视眈眈。若我军稍懈，恐前功尽弃。”
寥寥数语，胡泽明便将南洋局势、兵力部署、潜在隐患与长远计划，说得清清楚楚，条理分明。
罗澜凝神细看舆图，眼中战意渐浓，沉声赞道：“胡兄布局深远，接下来需我福建水师如何配合，但讲无妨，罗某与麾下儿郎，唯命是从，绝无半分推诿！”
“故而依我之见，”胡泽明目光与罗澜相接，神色郑重，“你我两军分兵合击、各担其责。”
“我率广东水师，专注西路、北路，廓清自满剌加海峡以北，经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直至婆罗洲北部之文莱等地，扫荡西夷，压服亚齐、柔佛等较大土邦。”
“烦请罗兄你率领福建水师精锐，南下扫荡棉兰老岛，压服苏禄，再挥师南下攻爪哇国等势力，直取西夷口中的香料群岛。”
胡泽明指尖重重落在香料群岛的位置，“此地土邦混杂，西夷势力亦有残留，且盛产丁香、肉豆蔻，其利冠绝南洋。夺取此地，不仅断西夷一臂，更为我大明开辟绝大利源。”
他目光灼灼地看向罗澜，“你我东西对进，水陆并攻，不出三载，必能横扫南洋诸岛、尽服诸邦，将整片南洋纳入大明版图。”
“届时，你我再联袂上表，以这万里海疆、千座岛屿，为陛下贺，为大明贺！不知罗大人，意下如何？”
罗澜凝视着地图上被朱笔圈定的广阔海域与岛屿，胸中豪气顿生，仿佛已见千帆竞发，炮火映红海面。
他重重一拳捶在地图旁的墙壁上，朗声道：“胡都督布局周全，气魄宏大！罗某不才，愿率福建儿郎，为陛下，为大明，荡平东南海路！便依兄策，犁庭扫穴，共定南洋！”
二人击掌为誓，掌心相击的脆响在静室中回荡，既是两位统帅的默契约定，亦是大明经略南洋的号角。
而他们还不知道，广东水师两支偏师攻占满剌加和巨港这件事，给正热火朝天在全球各地殖民掠夺的欧洲诸国，带去了什么样的震撼与恐慌。
在欧洲人的认知里，那个遥远的东方中华帝国，从来都是他们膜拜向往的理想国度。
十四世纪的欧洲，曾流传着这样一句传言：“当我们的先祖还生活在树上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纸张与瓷器。”
而十三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历时十七年游历元朝后写就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虽掺杂幻想，却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世界描绘了一个疆域无比辽阔、城市繁华似锦、物产丰富到难以置信的东方大国。
——遍地黄金、丝绸裹身、楼阁巍峨、市井喧嚣，无数欧洲人为之倾倒、魂牵梦萦，自此对东方燃起了炽热的向往。
这本游记，更是直接点燃了欧洲航海业的星火，“寻找通往中国与印度的新航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驱动伊比利亚半岛乃至后来整个欧洲航海大冒险的原始动力之一。
及至大明万历年间，传教士们寄回欧洲的一封封书信，其中所揭示的中国社会细节，不仅令欧洲人惊叹，更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们的基本认知。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不无震撼地写道：“这个国家的官员选拔，不看出身、不凭世袭，唯以科举取士，凭才学论高低。”
“在欧洲，一个鞋匠的儿子，若无奇迹，几乎注定仍是鞋匠。然而在这里，昨天还在田间插秧的农夫，今天便可能因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而成为治理一方的官员。”
这种制度，简直是在动摇了上帝安排的等级秩序。”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大明士子口中的感慨，在欧洲却如惊雷炸响。
彼时的欧洲，法国官僚清一色出身贵族，英国议会席位明码标价、买卖成风，德国官员职位世代承袭，底层百姓更是毫无出头之日。
难怪尼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曾哀叹：“中国让最聪明的人治理国家，我们却让最会投胎的人掌控命运。此等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更让欧洲人无力的是，大明深入骨髓的文化自信，使得明人面对欧洲文明成果时，往往抱有一种礼貌但疏离的审视，甚至不自觉地流露出居高临下的怜悯。
利玛窦曾精心挑选欧洲油画，向大明学者展示西方艺术的精妙，换来的评价却是“笔法呆滞、色彩浓艳，虽形肖而神离，不如我水墨写意传神。”
他殚精竭虑讲解亚里士多德哲学，却被学者淡淡回应“其理浅近，可资一观，然与孟子性善之宏旨、王阳明先生心学之精微相较，似略显浅薄，未及根本。”
最令传教士们感到无力与刺痛的，或许是那些饱学鸿儒在倾听他们远渡重洋的艰辛后，自然而然发出的那句感叹：
“尔等自数万里外浮海而来，一路所见，想必皆荒蛮之地。至此中华，睹我衣冠文物之盛，定是心怀慕羡，不虚此行吧？”
这份优越感，并非刻意炫耀，而是数千年文明积淀的自然流露，比任何驳斥都让泰西人感到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