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摘抄欣赏（3篇）

　　篇一：凄凉向内，繁华向外

　　我所在的小城并不繁华，但也有几个固定的乞丐在小城的街上每天乞讨。他们一律肮脏着面孔，颤抖着手和嘴唇，身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眼神呆滞，表情麻木。

　　时间长了，人们对他们的乞讨渐渐视而不见，甚至对他们的行为有了一些厌恶。一味用肮脏粉饰的可怜和痛苦来博取别人的同情，一开始或许有用，但时间长了，审美都会产生疲劳，更何况他们并不美呢。

　　有一次，我经过他们乞讨的街道，发现多了一个乞丐。也许我不应该称他为乞丐，因为他虽然又老又瞎，但并不脏，破旧的衣服洗得还是很干净的，脸上虽然皱纹如刀割一般纵横交错，却没有尘土和黑灰，头发也还算整齐。最重要的是他手中拿着一把二胡，正在拉一首悲凉的曲子。他的脸是悲伤的，却并不苦，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悲伤，应该是被自己的二胡感动着，仔细一听，果然，他拉的是《二泉映月》。

　　他的二胡拉得并不高明，时常变调变音。但他执著地一首接着一首，不断拉下去。已经是初夏，日头很毒，他的后背很快就湿了，但他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随着旋律变换着悲喜。只是在一曲奏完，歇息的片刻里才真正看到他疲惫、无助、凄惶的表情，看了让人觉得心疼。可是，只要一拉起二胡，他马上就会忘我地、投入地开始表演。

　　我轻轻走过去，往他手中塞了五元钱，我可以给他更多，但是我没有。他脚旁破瓷缸子里只有一些破旧的零星角票和钢镚儿。他感觉到了，哑着嗓子说：谢谢。然后细心地将钱放进口袋里，开始拉一首欢快的曲子，他的脸上也换上明媚的微笑。

　　他的眼睛虽然瞎了，但是心却亮堂着呢。对于一个又老又瞎的乞讨老人来说，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他并没有廉价地去出卖他的不幸与苦难，而是尽自己所能想带给世间哪怕一丁点儿欢乐，他那些并不高明的音乐也因为他这颗不肯轻贱自己的心而动听了许多。

　　我离开那个老人的时候，已经又有几个人给了他钱，他的二胡变得更加欢快，笑容也更加的明朗。我一边走一边回味老人表演时的深情投入和不表演时短暂的凄惶无助。我想，如果这是在舞台之上，如果有幕布和后台，老人肯定会把凄惶无助掩盖起来，永远不让人知道。

　　凄凉向内，繁华向外，把好的一面留给世界，世界会给你更多。自救者，天恒救之。这不只是一种谋生方式，更是支撑我们穿越风雨、笑傲人生的最大动力。

　　篇二：人生有什么好算计的

　　所有人的命运，原来都是不确定，不可靠的。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实际上都是一个个说不准的意外和偶然。

　　登山运动员桑巴，在登山时，离正确的路线只差了半只脚。但就是这半只脚，使他跌入冰川，陷入了死亡之谷。整整十天，他是否能活下来，成了个未知数。十天后他被意外获救。大家问桑巴，十天里，在死亡之地，他都想了些什么？

　　桑巴说：想生死。他说这十天，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细细地想了一遍。他发现他的命运，或者说所有人的命运，原来都是不确定，不可靠的。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实际上都是一个个说不准的意外和偶然。一切都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桑巴想到的先是自己的婚姻。二十岁那年，他险些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只是因为结婚前，那个女人向桑巴的家人多要了一张牛皮。桑巴的家人不同意多给一张牛皮，婚姻由此告吹。之后桑巴便娶了别家的女人。一张牛皮，改变了桑巴的轨迹。两段姻缘之间，桑巴还看上过别的女人，或被别的女人看上。阴差阳错，都是差了一点点，也许是因为一句话，也可能是因为对某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态度。

　　桑巴结婚数年后，又差一点离了婚。他和女人合不来，于是俩人写好了离婚协议书，准备去镇上办离婚。可那几天突降风雪，无法出门，镇委会离他们家有四十多里路。风雪停了的时候，俩人似乎已经过了非离不可的阶段，就这么又过到今天。要不是那一场暴风雪，桑巴该是和别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如果是和别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一切就都不是眼下的这个样子了：时间、地点、工作、环境都会不同，他大概不会做登山运动员，自然也就不会赶上这一次的生死。

　　说到死，桑巴回想起来，这也不是头一回了。登山的危险先不提，他三岁那年，患急性病，昏迷半月。医生查不出他是得了那种病，无奈中宣布了他的死期。家人开始为他准备后事。谁想，这时正赶上一名同样的病人来就诊，而这名病人的病情更加显着，是细菌感染。大夫们恍然大悟，桑巴原来也是同样的病症。大夫们给他重新治疗……他活了。要不是赶上这么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桑巴三岁那年便结束了生命。一生只活到三岁。

　　七岁那年，桑巴下河游泳，沉入河底。岸上空无一人，那时正是人们吃午饭的时候。谁想，在这最危急的时候，就像演电影一样，岸边突然出现了一位村民，偏偏还是一位水性很好的村民。村民跳下河，救上了桑巴。事后这位村民说，那天他是因为和自己的女人生了气，才跑出来。如果那天这位村民的生活一切正常，该是在家里吃午饭，那样桑巴也就没命了。桑巴活着，是因为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赌气，是因为别人家的一件意外。

　　二十三岁那年，桑巴出远门时，赶上了火车出轨。桑巴坐的那节车厢，人员死伤最多，十七人死，三十四人伤。列车在出轨前的五分钟，桑巴上厕所，厕所却正被使用。桑巴无奈，只好到别的车厢去找厕所。事后桑巴得知，那位使用厕所的人，正是死者中的一个。桑巴冒出一身冷汗。他想，如果当时他先进的厕所，那么他该是十七名死者中的一个。

　　生死的十天中，他还想了很多很多。他发现人生原本是没有规律的人生。你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你可能差一点变成有钱的富人，你也可能差一点沦为衣食无着的艰辛者。也许你本该活到七十岁，但有可能你在十岁、二十几岁时便突然故去，可也没准你活过了八十岁，而且依然健康。这都可能，什么都有可能。你跟了这个女人一辈子，其实就差那么一点，你就跟另一个女人过一辈子，那你就是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你了。你的胖瘦，你的习惯，你的所思就都不一样了。

　　看来，人生真没什么好算计的。

　　篇三：一片冰心在真实

　　冰心老人八十岁以后腿脚不便，要靠助行器才能在家里做少量自主活动，绝大多数时间则坐在书桌后面写作和阅读。她阅读的范围极广，知道几乎所有新作品的内容和作者，还常常主动写评论和介绍。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老舍忌日的第二天，冰心先生坐着轮椅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老舍生平和创作成就展”，她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看得很仔细，快到结束的时候，老人家突然失声大哭，毫不掩饰，双手捧面，热泪横流，吓得陪护她的人推起轮椅就跑，跑进电梯，她还在哭，扶上汽车，还在哭，回到家里，好不容易才转成低声的抽泣，半天说了一句话：“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替冰心先生出了一套《冰心选集》，有六卷，她看了第六卷，是评论和序跋集，她说“无聊”。我以为是书出版得不好，她说，不是，是自己“写得无聊”，不好意思看下去，一再说“无聊、无聊”。

　　这是冰心先生晚年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评价，这种话她说过不止一次，是极真诚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一再重复，而且公开地讲。她说她的作品现在有两点重大变化，一是如前所述不再写风花雪月，二是越写越短，短到甚至一篇文章只有一百多字。

　　冰心先生说她早年文字有的许多修辞是自己发明的，在别人看来很新颖，或许很难懂，甚至有些奥秘，句子一般比较长。她说现在写东西力求简明，越写越短，几乎不用形容词，说明白了即可，平铺直叙，直截了当，不说废话，只做减法，不做加法，清清爽爽，通俗易懂。

　　冰心先生眼睛很好，多小的字都能看，而且看得仔细。我替她编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是本小书，由梁凤仪的“勤+缘”出版社出版。给冰心先生送去样书之后，第二个星期再去时，她把样书还给我，说“上面有四十个错”！我打开一看，她已一一用圆珠笔在错的地方标出，并一一改正过来，字写得很小。她由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认真读了一遍。

　　冰心先生的许多观念与众不同，而且直接表达出来。比如尊重妇女，夫妇两人去拜访她，男的岁数大一些，女的年轻一点，只有一张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来，冰心先生马上让男的站起来，要女的坐，叫男的在一旁站着说话，但她并不直接说明缘由。客人当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这儿妇女是第一位的，不管这位妇女有多年轻。又比如她永远要干净整洁，毫发不乱，自己的衣裳朴素大方，永远整整齐齐，端庄大气，颜色或白或灰或蓝或有小碎花，着布鞋。臧克家先生说冰心先生即便在湖北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将袜子套在裤脚外面，很利索，在逆境中也风度不减，一副正气凛然不卑不亢的样子，让人敬佩。这正是她的人生态度。

　　冰心先生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她外表很慈祥，很温柔，从不说什么过于严厉的话，而且爱说爱笑，生性活泼，高兴起来像个“人来疯”，很容易接近，很容易让别人敞开心扉，但她内心是很刚毅的，倒像个男的，一点也不“淑女”。

　　冰心先生写了一篇悼念邓颖超大姐的短文，引了巴老的一句话——“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结果发表时被删除，她勃然大怒，当面责问报纸的总编和副总编，一定要讨个说法。

　　冰心先生十一岁以前在家里是被父母当男孩养的，着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着当军人，当水兵，父母不怎么管她，自由自在，是父母的“野孩子”。十一岁时她回到老家福州，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每一次穿女装，就大叫：“真是难受死了。”

　　冰心先生从来没化过妆，只在美国当学生演《西厢记》时化过一次妆，是闻一多替她化的。她主张素面朝天，说：“描眉画眼的，干什么！”她认为天下以福建女子为最美。福建女子均光脚，着茶衣，不化妆，是干活儿能手。

　　冰心先生在福建的时间很短，但她以自己是福建人为荣，心中常常惦记着福建乡亲们的安康，哪遭灾，哪发水，都马上要捐钱捐物。我有一次去看她，发现家里只有她和女婿陈恕的大姐陈玙两人。见我来了，立刻吩咐大姐快出去，问干什么，说福建发大水，恰好刚收了一笔稿费，请大姐赶快上邮局寄去救灾。

　　冰心先生的母亲就是一位性格刚强的女子。她出身望族，是大家闺秀，嫁到谢家之后夫妇感情很好，丈夫在海军中当差，正好遭遇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近代海军中福建人很多，也牺牲了许多，一时福建街上隔三差五地出现了不少“白榜”，那是类似阵亡通知书的东西。他们夫妇结婚七年，曾生育过两个男孩，但都没有留住。她恐怕“白榜”早晚也会贴到自己家门口，便悄悄在怀里揣上一块大烟，随时准备服毒跟随丈夫而去。冰心平常喜欢讲甲午之战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父亲和母亲讲给幼小的冰心听的，其中最悲壮的之一就是年轻的母亲这段准备为国为亲人牺牲的故事。

　　一九九五年以后，冰心开始频频住院，身上不是这儿痛就是那儿痛，但是她依然很乐观，总开玩笑，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说是没有牙的“无齿之徒”。总做好梦，一会儿梦见玉瓶，一会儿梦见小翠鸟，一会儿梦见抓小偷，用英文大叫“警察”，把这些通通写信告诉巴金先生，害得巴金先生羡慕之至。

　　有一天我去看她，她当着大姐的面说：“我写了遗嘱，封在信封里，放在这个抽屉里，等我死了以后，你就来取。”她指着书桌正中间的抽屉很郑重很神秘地叮咛我，因为这里面有好几项是涉及文学馆的，如书、照片、钱、图章，除少量代表作留给子女作纪念之外，她都要捐给文学馆。此外，对骨灰处理、悼念活动安排、房屋遗产等等她都一一做了安排，以基本捐献出去为好。这是她的清醒、大度和明智。

　　冰心先生去世后，征得儿女们的同意将吴谢二人的骨灰盒，一个不锈钢的密封小罐，放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雕像旁的大石块下面。文学馆的冰心雕像是钱绍武先生的作品。雕像立在院中的草坪上，雕的是冰心年轻时的形象，是一尊坐像，洁白无瑕，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前方。在雕像左后方的石头外面一侧刻着冰心先生一句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石块背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是赵朴老题写的墓碑。

　　冰心老人毕竟是个世纪老人、百岁老人，见多识广，走的地方多，经历的事情多，能够处乱不惊，能够洞察入微，能够包容万变。走到她身旁，立刻会被她的精神状态和看问题的角度所感染，立刻有一种安详的异样感觉，奇妙之极。

　　别看她很年迈，甚至走不动路，但她一点也不老。你一进门，她会马上说：“想你啦！”马上让人拿东西来吃，比如煮白薯，比如冰激凌，这都是她爱吃的东西。还有薄荷糖，一种很辣很凉很冲的进口薄荷糖，和她一起分享，然后就立刻聊天，进入她的回忆。

　　冰心先生在燕京的学生里面，最喜欢焦菊隐和高兰。她那时刚二十六岁，而焦是大龄学生。她讲高年级的选修课欧洲戏剧史，照本宣科而已，故劝焦菊隐别听。有一次在教室里行脱帽礼，焦先生脱了帽子，里面还有一顶压发帽，冰心先生说：“您的帽子还没脱！”引起哄堂大笑。焦先生后来办中华戏校，有四个班，德、和、金、王，出了许多名角，王金璐、李玉茹等等。冰心先生爱听京戏，焦先生专门为冰心先生在吉祥剧场留一个包厢，她可以随时去听戏。

　　冰心先生和梅兰芳先生有很好的交情，林纾是冰心祖父的朋友，梅先生到福州去唱戏，义演，不要钱，为的只是要林纾一首诗，这首诗冰心先生居然还会背诵。到北京时，房东老太太常请冰心母亲去看梅兰芳唱戏，但母亲常犯头痛，不愿去，都由冰心代理，那时冰心十三岁，而梅兰芳十九岁，常和王瑶卿先生配戏。当时，冰心觉得梅兰芳长得真漂亮。解放后，冰心、梅兰芳和周培源都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去得早了，常在一起聊天，梅先生说自己“又肥了”，冰心马上说：“别再胖了，不好看了！”在燕京时，学校曾请梅先生去演戏，然后吃饭，由冰心作陪，梅先生告诉她，他小时候练功，要在水缸沿上走，老师拿着鞭子看着，走不快就打，太苦了。冰心先生的表兄刘放园到上海住在一姓沈的朋友家，冰心去看表兄，在门口按铃，正好梅兰芳坐车也到了门口，便一同进去，在院里要走很长一段草坪，她拿着一只小皮箱，梅先生便帮她拎着。后来表侄说：“表姑真不简单，梅博士当过您的‘红帽子’！”冰心说：“梅先生很风雅，写字画画养花养鸽子，样样行，很有修养。”

　　冰心和吴文藻的情书曾经放在两个盒子里保存着。在美国留学时，吴文藻基本上一天一封信，同学们都知道冰心有一位好朋友，就是每天写信的那位。抗战时，吴家离开北平时，两盒情书寄存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后来遗失了，下落成了一个谜。

　　吴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冰心），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打死也不说”！“文革”时造反派追问她，对周总理都说了些什么，她始终保持沉默，硬顶着，不吐一字，心里就默念着周总理那句话“打死也不说”。

　　冰心先生和吴文藻先生的结婚典礼是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的，证婚人是司徒雷登先生。临湖轩这个名字是冰心先生起的，三个字是胡适先生书写的，刻在木匾上，用墨绿漆着色。“燕京大学”四字则是蔡元培先生所书，现今都应该是文物了。

　　在燕京大学，冰心先生住在燕南园60号，是司徒雷登先生专门为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夫妇盖的二层小洋房，设计得当，盖的质量也很好。吴谢一家由一九二九年一直住到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七年由欧洲旅行回来住了不多的日子，就爆发了“七七事变”，一九三八年由沦陷的北平逃出，经上海、越南等地到了云南。

　　结婚典礼当日，冰心脱下礼服之后，穿上普通衣服，坐上司徒雷登先生派的小汽车，被送往西郊的大觉寺。燕南园60号当时还未完全装修好，要等一些日子才能入住。那是个星期六，派了一名工友给二位新人做饭，星期一还要赶回来上课。汽车后面按美国习惯挂满了破鞋，取祝福之意。小汽车引来许多附近的居民在庙外观看，问是干什么的，答是送新娘子的。“新娘在哪儿？”“在那儿！”用手一指，只见一名年轻妇女坐在庙门的门槛上，正在啃黄瓜。冰心爱吃生黄瓜，庙门口有卖，便买来，坐在门槛上当场吃起来。村民大惑不解，连说：“不像！不像！”

　　这就是冰心先生，一位朴实无华的、相当特别的、但又完全真实的冰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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