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殿里面，气氛沉重。
朱高炽与朱雄英大气都不敢出，小心翼翼地看向老朱。
他们深知，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对士绅阶层的态度极为复杂。
一方面，他需要士绅阶层的支持，来维护地方治理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士绅阶层的贪婪与腐朽，对其兼并土地、逃避赋税的行为深恶痛绝。
洪武朝时期，朱元璋便多次打击贪腐官员与不法士绅，只是受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今，他们提出的赋税革新，正是要彻底解决这一积弊。但这也意味着，要与天下士绅为敌，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
老爷子的态度，对新政的推行至关重要。
过了许久，朱元璋才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疲惫，却也透着几分卸下重负般的释然：“你们能有这份心思，真心为百姓着想，为大明的长远谋划，朕心甚慰。”
他抬手揉了揉眉心，那双曾扫平天下群雄、震慑朝堂百官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悠远的追忆，“想当年，咱出身淮西布衣，放过牛、当过和尚、讨过饭，亲眼见过元廷末年官吏腐败到了极点，士绅缙绅勾结官府，兼并土地、巧取豪夺，把百姓逼得走投无路。黄河决堤，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惨状，朕至今历历在目。朕之所以揭竿而起，推翻元朝，建立大明，便是因为看不惯那些士绅豪强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让天下苍生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建国之初，大明江山百废待兴，百姓十室九空，田地荒芜无数。”朱元璋的声音渐渐低沉，带着几分创业的艰辛与不易，“咱心里清楚，百姓是江山的根基，而赋税是王朝的血脉。要让百姓安居，让大明稳固，就必须理清田产、规范赋税，让士绅承担应尽的责任，让百姓免受苛捐杂税之苦。可朕万万没有想到，这条路，竟如此艰难。”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殿外，仿佛穿透了时光，看到了洪武初年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博弈：“当时的天下士绅，早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他们要么是前朝遗老，手握大量田产却拒不纳税；要么是地方豪强，勾结官吏，隐匿土地，将赋税负担全推给贫苦百姓；更有甚者，凭借宗族势力，私设刑堂，鱼肉乡里，根本不把朝廷律法放在眼里。朕要推行税制改革，理清田产，无异于要从他们嘴里夺食，自然遭到了疯狂抵制。”
“咱清楚地记得，洪武三年，朕下令推行户帖制度，要求天下百姓如实申报户口、田产，官府统一编制户帖，作为征税依据。可诏令下达后，各地士绅纷纷抵制，要么虚报田产，把良田说成薄田；要么隐瞒户口，将佃农、奴仆排除在户籍之外；更有地方士绅联合官员，公然销毁申报文书，煽动百姓抗命。朕震怒之下，下令严惩了一批为首的豪强与贪官，斩杀了数十人，才勉强推开户帖制度的推行。”
说到此处，朱元璋的语气中多了几分决绝：“但这仅仅是开始。户帖虽能理清户口，却无法精准掌握田产的具体情况。许多士绅利用田产买卖、继承等机会，暗中转移土地，让官府的登记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为了彻底摸清天下田产，咱精心筹备了多年，在洪武十四年下令编制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记录每户的人口、田产、赋税等信息，每十年一更造；又在洪武二十年下令编制鱼鳞图册，逐块丈量田亩，绘制图形，标注田主、四至、面积、等级，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你们可知，编制这户帖、黄册与鱼鳞图册，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朱元璋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激动，“咱从户部、刑部抽调了数千名官员，又从国子监选拔了上万名学子，分赴全国各地。可这些官员与学子，刚到地方，便遭到了士绅势力的百般阻挠。有的士绅故意刁难，不给丈量工具，不提供食宿；有的士绅暗中买通学子，让他们篡改数据；更有甚者，雇佣亡命之徒，袭击清丈队伍，杀害朝廷官员。”
“洪武二十二年，江南松江府的士绅联合起来，煽动百姓围攻清丈官署，杀害了三名主事官员，烧毁了已编制好的鱼鳞图册初稿！咱得知消息后，龙颜大怒，当即派信国公汤和率军前往镇压，将为首的七名士绅斩首示众，抄没其全部家产，这才震慑了江南的士绅势力。可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士绅贼心不死，继续暗中作梗。”
朱元璋的目光中闪过一丝沧桑：“为了确保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准确性，朕亲自制定了严苛的律法：凡虚报田产、隐瞒户口者，杖责八十，流放三千里；凡勾结士绅、篡改数据者，斩立决；凡阻挠清丈、杀害官员者，诛九族。朕前后斩杀了上千名违规的士绅与官员，流放了数万人，才终于在洪武二十六年，完成了天下黄册与鱼鳞图册的编制。”
“那时候，咱以为，有了户帖、黄册与鱼鳞图册这三件法宝，大明的赋税根基便稳固了，士绅再也无法逃避赋税，百姓也能安居乐业。”朱元璋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失望，“可朕终究还是低估了士绅势力的顽固。朕在位时，凭借雷霆手段，还能压制住他们的气焰。可朕禅位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律法渐渐松弛，地方官员与士绅再次勾结起来，黄册与鱼鳞图册多年未曾更新，田产买卖、继承、兼并的变动无人记录，士绅隐匿田产、逃避赋税的现象死灰复燃，甚至比洪武初年更加严重。”
这一点是无可避免的。
朱高炽与朱雄英心里面都明白。
因为老朱是从尸山血海中走出的杀伐果断的开国帝王，凭借铁腕手段扫平群雄、定鼎天下，对贪官污吏与不法士绅的惩治更是毫不手软。
洪武年间，他推行严刑峻法，剥皮实草、株连九族的刑罚震慑朝野，无论是开国功勋还是地方缙绅，但凡触犯律法、贪赃枉法，皆难逃雷霆追责。
空印案、郭桓案等大案中，数万官员士绅伏法，朝堂几度为之一空，这种铁血手腕让群臣百官对他的畏惧深入骨髓，即便多年过去，提及洪武旧事，仍有不少人噤若寒蝉。
而新帝朱标则截然不同，他自幼师从宋濂等大儒，深受儒家仁政思想熏陶，是出了名的宽厚仁慈。
监国理政期间，他屡次劝谏老朱宽宥刑罚、体恤民情，为不少官员减免罪责；登基之后，更是废除苛法、轻徭薄赋，对待群臣以礼相待，即便有人犯错，也多以教化为主、惩罚为辅。
这种宽柔的执政风格，与老朱的铁血形成鲜明对比，也让百官逐渐放下了洪武年间的惶恐，却也让部分士绅与官员生出了侥幸之心，认为新帝仁厚，或许会对既得利益群体网开一面。
正是这种帝王风格的差异，使得老朱当年能以雷霆手段压制士绅阻力、奠定赋税根基，而朱标即位后宽省刑狱，推行新政万象更新，地方官员士绅当然会蠢蠢欲动，再次勾结在一起贪腐受贿。
这一点从一开始便已注定，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