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团在敌后连续作战半年多，奉命撤回临安休整。队伍沿着山路行军，士兵们虽然疲惫，但步伐整齐，士气高昂。有人肩上扛着缴获的步枪，有人背包上挂着日式军用水壶，有人用刺刀挑着从日军仓库里缴获的罐头。走在最前面的旗手举着团旗，旗子被弹片撕了好几个口子，但颜色还是鲜红的。
王效企骑在马上，脸上晒得黝黑，军装破了几个洞，袖口磨出了毛边，左臂上还缠着绷带。那是最后一次伏击时被弹片划伤的，伤口还没好利索，但他没有住院，坚持跟着部队一起回来。
陈东征派赵猛到城外迎接。赵猛站在路边，看着独立团的队伍从远处走来，对王效企竖起了大拇指。“王团长，打得好！”
王效企勒住马，翻身下来，走到赵猛面前。“旅座，独立团伤亡不大，但弹药消耗完了，需要补充。弟兄们也该歇歇了，连续打了半年多，没怎么睡过整觉。”
赵猛拍了拍他的肩膀。“军座说了，独立团休整一周，你们好好休息，这几天不用参加训练，把伤养好，把觉补足。”
独立团进入营地，士兵们放下背包，有人直接躺在地上不想动了。有人脱了鞋，脚上磨出了血泡，用布条缠了缠；有人从口袋里掏出缴获的日制香烟，分给旁边的战友；有人蹲在墙角用刺刀撬开罐头，几个人围在一起吃。
王效企去师部向陈东征汇报。他站在陈东征面前，把独立团在敌后的作战情况详细说了一遍，破坏铁路几处，伏击运输队几次，毙伤日军多少人，缴获多少物资。陈东征听完，点了点头。“打得好。独立团打出了新11军的威风。”
王效企立正。“军座，独立团随时可以再出发。”
陈东征说：“不急。先休整。下一步还有任务。你把部队带好，把伤员照顾好，把缺的装备补上。休整好了，再打。”
王效企立正敬礼，转身走了。
陈东征对沈碧瑶说：“王效企越来越像个团长了。独立团交给他，我放心。从湘江边到现在，他一步步走到今天，不容易。”
黄维在考察团办公室里听说了独立团归来的消息。他正在看一份文件，听到独立团三个字，放下手中的文件。
他对考察团的军官们说：“王效企的独立团在敌后打了半年多，破坏交通、伏击运输队、袭扰据点。这是典型的敌后游击战。陈军长的新11军能在敌后站住脚，独立团的功劳不小。他们的经验，值得总结。”
他让考察团把独立团的作战记录调来，重点研究敌后游击战术。
一个年轻参谋站起来，犹豫了一下。“黄主任，王效企这个人，以前是红军。后来被陈军长俘虏，留在了部队。从勤务兵一步步升到团长。考察团里有从军统过来的，他们了解一些情况。还听说他跟新四军浙西支队来往密切，联合伏击过日军的运输队。”
黄维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的？”
参谋说：“考察团里有从军统过来的人，他们了解一些情况。还听说他跟新四军浙西支队来往密切，联合伏击过日军的运输队，配合得很好。”
黄维沉默了一下。“正因为他是从红军那边过来的，所以更不用担心他再回去。红军那边他待过，国民党这边他也待过。他知道哪边能打仗，哪边有前途。这样的经历，一般人没有。而且他是陈东征亲手提拔的，从勤务兵到团长，这份恩情他不会忘。”
参谋不敢再说了。
黄维说：“把独立团的作战记录整理出来，我要亲自看。重点是他们怎么打游击、怎么破坏交通、怎么在敌后生存。这些都是宝贵经验。新11军要在敌后站住脚，独立团的打法值得推广。”
参谋立正。“是。”
考察团派了几名军官到独立团驻地，对王效企进行访谈。军官们坐在帐篷里，拿出笔记本，问王效企敌后作战的细节。王效企把独立团在敌后的几次主要战斗讲了一遍，怎么伏击运输队、怎么破坏铁路、怎么袭扰据点。他讲得很细，每场战斗的兵力、路线、打法都说得清清楚楚。
一个军官问：“王团长，你以前在红军待过，红军的游击战术跟我们现在用的有什么不同？”
王效企沉默了一下。“红军的游击战，更灵活，更依靠群众。我们在敌后，也学了一些。但独立团是正规军，不能完全照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红军的战术有值得学的地方，但不能全盘照搬。我们是正规部队，不是游击队。”
军官又问：“你跟新四军浙西支队合作过，你觉得他们的战斗力怎么样？你们配合得好吗？”
王效企说：“他们装备差，但战斗意志强。打鬼子，不含糊。联合伏击那次，他们负责断后，打得不错。合作没有问题。都是为了打鬼子，不分你我。”
军官在本子上记了下来。
访谈结束后，几个军官私下议论：“王效企这个人，说话滴水不漏，问不出什么。他说跟新四军合作没问题，但上面会不会觉得有问题？这种人，心里怎么想的，谁也看不透。”
黄维把考察团的访谈记录看了一遍，放在桌上。他叫来那个年轻参谋。“你对王效企的看法，太简单了。”
参谋低下头。“请黄主任指教。”
黄维说：“他从红军那边过来，又在国民党这边打了这么多年仗。两边都待过，知道两边的长短。这样的人，一旦认定了这边，就不会再回去。因为他比那些没去过那边的人更清楚两边的差距。红军那一套，在江西已经证明走不通了。国民党这边，至少还能打下去。”
他顿了一下。“而且他是陈东征亲手提拔的，从勤务兵到团长，这份恩情他不会忘。陈军长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要是背叛，在军中也抬不起头来。”
参谋说：“可是他跟新四军来往密切——”
黄维说：“在敌后作战，不跟友军配合，难道孤军奋战？那是找死。联合抗日是委员长的政策，有错吗？上峰都没说什么，你操什么心？你的任务是把作战经验总结好，不是搞政治侦察。”
参谋不敢再说了。
黄维拿起桌上的访谈记录，又看了一遍。“这个人，经历特殊，经验丰富，是个人才。我们要用他，而不是防他。用好了，他能帮新11军带出一批懂敌后作战的军官。他在敌后打了一个多月，没吃大亏，说明他有脑子。这种人，比那些只会正面硬拼的团长有用得多。”
他决定亲自找王效企谈一次。他对参谋说：“安排一下，明天上午我去独立团营地，跟王团长聊聊。不用大张旗鼓，我一个人去就行。”
第二天上午，黄维来到独立团营地。王效企在营门口迎接，立正敬礼。
黄维回礼，打量了他一眼。“你的部队在敌后打得不错。考察团的记录，我看了。你有经验，有想法，难得。独立团能在敌后站住脚，说明你带兵有一套。”
王效企说：“黄长官过奖。独立团打鬼子，不敢懈怠。军座让我们去敌后，我们就去敌后，让怎么打就怎么打。弟兄们不怕苦，不怕死。”
黄维说：“到你的团部看看。”
两人走进团部帐篷，黄维坐下，示意王效企也坐。帐篷里陈设简陋，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地图，角落里堆着文件箱。
黄维没有绕弯子。“听说你以前在红军那边待过？”
王效企说：“是。在江西的时候，被军座俘虏了。军座不杀我，还给我治伤，让我留在部队。我从勤务兵做起，一步步到今天。没有军座，就没有我的今天。”
黄维点了点头。“你在两边都待过，应该知道哪边是对的。国民党是正统，三民主义才是救中国的路。共产党那一套，走不通。你跟着陈军长，好好干，前途无量。不要走回头路。你是一个有前途的军官，不要因为过去的经历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王效企说：“黄长官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军座对我恩重如山，我不会做对不起军座的事。”
黄维又讲了半个小时的三民主义和领袖训示，从孙中山讲到了蒋介石。他讲得很认真，从三民主义的由来讲到北伐的成功，从北伐的成功讲到蒋介石的领导。王效企坐在对面，腰杆挺得笔直，眼睛看着黄维，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但他的脑子里在想别的事。他想起在江西的时候，远远地见过一个人。那个人站在台上讲话，不紧不慢，带着湖南口音。台下的战士们听得入神，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打瞌睡。他那时候还小，听不太懂，但他记住了那个声音，记住了那种感觉。那是在国民党部队里从未有过的感觉。
黄维走后，王效企一个人坐在帐篷里，面前摊着笔记本。他没有写什么，只是坐着。帐篷外面，士兵们在休息，有人说话，有人笑，声音远远地传过来。他想起在江西的时候，远远地见过毛委员一面。那是1932年，他还只是一个11岁的小孩子，还没参加红军呢，毛委员在台上讲话，他站在台下，隔得很远，看不清脸，但那个声音他记得——不紧不慢，带着湖南口音，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毛委员讲什么，他也听不太懂，只记得旁边的大人们听得很认真，有人流眼泪，有人攥紧拳头。但他记住了那个声音。后来在国民党部队里，再也没有听到过那样的声音。国民党军官讲话，要么是训斥，要么是空话，要么是官腔。没有人用那种语气跟士兵说话，没有人把士兵当成人。
黄维今天讲的那些，他听了，但没往心里去。三民主义？领袖？那些话他听了很多遍了，从赵猛嘴里，从陈东征嘴里，从韩复元嘴里。听多了，耳朵起茧子。但他不会表现出来。他现在的长官是陈东征。陈东征对他有恩，从湘江边到现在，救过他的命，提拔他当团长。没有陈东征，他可能早就死在湘江边上了，被炮弹炸死，被子弹打死，或者病死在烂泥里。
他不能对不起陈东征。至于将来——将来再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打鬼子是第一位的。不管是谁的领导，打鬼子总是没错的。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团长，要对得起军座，对得起独立团的弟兄。其他的，以后再说。”
他合上笔记本，塞进枕头下面。
当天晚上，沈碧瑶告诉陈东征，黄维去独立团找王效企谈了很久。她是从王德福那里听说的，王德福去独立团送物资，看到黄维的车停在营门口。
沈碧瑶问：“你不过问一下？黄维会不会跟他说什么？会不会给他灌输一些东西？”
陈东征正在看地图，抬起头。“说什么？说三民主义，说忠于领袖。黄维跟谁都说这些，不光是王效企。你去听他的课，他也跟你说。他这个人，不藏着掖着，有什么说什么。”
沈碧瑶说：“你不担心王效企被他拉过去？王效企毕竟是从红军那边过来的，万一他被说动了——”
陈东征放下铅笔，靠在椅背上。“王效企跟了我这么多年，从湘江边走到现在。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他不是墙头草。他不傻，谁对他好，他心里有数。”
他顿了一下。“而且，他知道谁对他好。在这个世界上，对他好的人不多。我不会把他往别人那边推。我也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试探他。”
沈碧瑶看着他。“你对王效企很信任。”
陈东征说：“他把命交给我，我把信任交给他。这就是带兵。当长官的不信任自己的部下，部下凭什么替你卖命？”
沈碧瑶没有再问。
陈东征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夜色。月亮被云遮住了，院子里黑漆漆的。远处的营房里还有灯光，橘黄色的，在夜色中像快要熄灭的火。他在心里说：王效企，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但我不问你。只要你把独立团带好，只要你打鬼子，就够了。其他的事，你自己做主。
夜深了，王效企一个人坐在营房门口的石头上。天上的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银子。银河从北边横跨到南边，像一条发光的河。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田野里庄稼的气味。
他想起毛委员的声音，想起湘江边的炮火，想起陈东征蹲在他面前掰开干粮的样子，把干粮递给他，说“看，没毒”。他想起李大山说的话：“你在陈军长身边，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李大山说这句话的时候，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他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回不去了，也走不远。但他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带好独立团，打鬼子，对得起陈东征。其他的，以后再说。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回营房。士兵们已经睡了，有人打呼噜，声音很响，像拉风箱；有人说梦话，含含糊糊的，听不清在说什么。
他躺下来，闭上眼睛。在梦里，他又回到了江西，站在台下，听毛委员讲话。毛委员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袖子挽到胳膊肘，说话的时候手势很大。他想挤到前面去，想看清毛委员的脸，但怎么也挤不动。前面全是人，黑压压的人头，挡着他。他踮起脚尖，还是看不到。他急了，想喊，但嗓子发不出声音。
他醒了，睁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帐篷顶，很久没有睡着。帐篷外面，哨兵在走动，脚步声很轻，踩在碎石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他听着那个声音，想起了很多事情。从江西到湘江，从湘江到遵义，从遵义到赤水河，从赤水河到大渡河，从大渡河到成都，从成都到汉中，从汉中的火车站到金山卫，从金山卫到富阳，从富阳到临安。他走了那么多路，打了那么多仗，见了那么多死人。他还活着。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被子很薄，但他不觉得冷。他只是觉得，有些路，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但他知道，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不会忘记那个声音。那个不紧不慢、带着湖南口音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