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外，一座旧学校被改造成了校舍。院子里的青砖地面长满了青苔，天井正中央被铺上了沙子，踩上去沙沙响。
学校的青砖墙上挂上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分校”的牌匾。牌匾是黄维让人从金华定做的，木料不错，黑底金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院子正殿的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和蒋介石画像，两侧贴着“亲爱精诚”的校训。字是黄维亲笔写的，楷书，一笔一划，工工整整。
开学前几天，黄维带着教官们布置校舍。他蹲下来摸了摸课桌的桌面，站起来没有说什么，又走到黑板前，用手指擦了擦黑板，看了看手上的灰。教官们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陈东征派工兵营帮忙修整了校舍，屋顶漏雨的地方换了新瓦，窗户纸重新糊了一遍，还运来了几十套桌椅和一批教具。
黄维对陈东征说：“条件简陋，但够用。当年黄埔军校刚建校时，比这里还破。学生在草棚里上课，下雨天漏雨，脚底下全是泥。但能出人才就行。黄埔一期出了多少名将？靠的不是教室，是精神。”
开学前一天，黄维召集教官开会，布置教学任务。教官们都是他从各部队带来的，有黄埔后期毕业生，有保定军校的，还有几个从陆军大学请来的。黄维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份教学计划。
“第一期学员一百二十人，主要来自新11军。你们要严格要求，不能因为是陈军长的部队就放水。这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不是新11军的随营军校。毕业的学生，要拿得出手，到哪个部队都能用。”
教官们立正。“是！”
清晨，一百二十名学员在学校前的空地上列队。他们穿着杂色军装，有的新有的旧，但站得整整齐齐。赵猛站在队伍最前面，他是这一期学员中职务最高的，主动要求来听课。他是少将旅长，本来不需要来上这种课，但他说：“我黄埔六期学的那些东西，忘得差不多了。黄长官是黄埔一期，听听他怎么说。”
黄维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将军服站在台阶上，陈东征站在他旁边，穿着一身少将军服。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祠堂的青砖墙面上。黄维扫了一圈台下的学员，开口讲话。
“你们是新11军的骨干，也是未来国军的希望。在这里，你们不仅要学打仗，还要学做人。一个军官，首先是一个人。人做不好，官也当不好。你对士兵好，士兵才会对你好。你把士兵当人看，士兵才会把命交给你。”
他顿了一下。“第十分校的条件简陋，比不上黄埔，比不上保定。但当年黄埔的条件更简陋。校长说过，军校正规教育重于战场。战场上能学到经验，但学不到理论。没有理论，经验再多也是散沙。你们在战场上拼过命，流过血，有经验。现在要学的是理论。把经验和理论结合起来，你们就是合格的军官。”
赵猛站在第一排，腰杆挺得笔直，听得很认真。他把双手贴在裤缝上，目视前方。
陈东征随后讲话。“黄主任是黄埔一期，当过十八军军长，有资历，有经验。你们能听他讲课，是你们的福气。好好学，学到的东西一辈子有用。不要怕吃苦，怕吃苦就别当军官。”
开学典礼结束后，学员们进入教室，开始第一堂课。赵猛坐在第一排，拿出笔记本，把笔夹在本子里。
黄维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将军服，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没有拿讲稿，开口就讲，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第一课，我来讲‘指挥官的责任与担当’。什么是责任？责任就是你的部队交到你手里，你要对他们负责。他们的命在你手里，你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但死要有死的价值。为了掩护主力牺牲，值得。为了完成任务牺牲，值得。因为长官无能而牺牲，不值得。”
他走到黑板前，写下“责任”两个字。粉笔在黑板上划动，发出吱吱的声响。
“什么是担当？担当就是打了败仗，你第一个承担责任。打了胜仗，功劳是弟兄们的。出了事，你不能往下推，不能往旁边推，要自己扛。你在战场上，士兵看着你。你慌了，他们就慌了。你稳住了，他们就稳住了。你跑了，他们也跑了。”
他转过身，看着台下的学员。“你们是新11军的基层军官，连长、排长。你们手下有几十个、上百个弟兄。他们跟着你们，是把命交给你们。你们要对得起这份信任。不要让你的兵觉得，跟着你是跟错了人。”
他顿了一下。“军人还要忠于国家、忠于领袖。这是军人的本分。没有国家，没有领袖，军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赵猛坐在第一排，低头记笔记，笔尖在纸上沙沙响。黄维看到了，但没有说什么，继续讲。
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从指挥官的基本素质讲到了战场上的决策原则。他讲课不急不慢，每讲完一个要点就停下来，让学员提问。有人问，他答。没人问，他继续讲。
赵猛连续听了几天课。白天上课，晚上回部队处理事务，两头跑，眼睛下面有了黑影，但精神很好。他听了黄维讲的“战术原则”“地形利用”“火力配置”等课程。每节课都做笔记，笔记本上写满了字，有的地方画了草图，有的地方打了箭头。
几天后，赵猛在训练场上找到陈东征，蹲在旁边。陈东征正蹲在地上看士兵训练，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赵猛凑过去。
“军座，这个黄长官，肚子里有货。我听了他的课，以前打仗凭经验，现在知道为什么了。他讲的‘火力配置’，比我们自己琢磨的强多了。早点听到，富阳那仗能少死不少人。他的‘地形利用’也讲得好，什么地方该放机枪，什么地方该放迫击炮，讲得清清楚楚。”
陈东征蹲在地上，正在看士兵训练，头也没抬。“人家是黄埔一期，当过十八军军长。你以为人家只会说官话？人家肚子里的东西，够你学一辈子的。”
赵猛说：“以前我听别人说，黄维这老头儿是个外行，罗店全靠人堆出来的。现在看，他不光会当官，还会教课。罗店那仗，也不能全怪他，装备不如人家，兵力也不够。换了谁去打，结果都一样。”
陈东征站起来，踢了他一脚。“还老头？黄维今年也才三十六岁，比你只大八岁。别把人家叫老了。”
赵猛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嘿嘿笑了。“三十六？看着像四十六。一脸皱纹，老成。可能是在十八军当军长操心操的。当军长不容易。”
陈东征说：“那是操心操的。你以为当军长那么容易？几万人的吃喝拉撒，都要操心。仗打不好，上峰骂；兵带不好，下面骂。里外不是人。”
赵猛说：“反正他不适合带兵，适合教书。他教的那些东西，我在黄埔都没学过。可能学过，忘了。”
陈东征说：“那你好好学，学完了回来教别人。你是旅长，手底下那么多营连长，你学会了他们就不用去分校了。”
第十分校的课程分为战术、兵器、地形、政治教育四大类。战术课由黄维亲自讲授，内容包括进攻、防御、伏击、追击等。他讲课从不拿讲稿，但条理清晰，每一堂课都有明确的主题和要点。兵器课由教官讲授，内容包括步枪、机枪、迫击炮、山炮的使用和保养。教官把枪拆开，一件一件地讲，讲完了让学员自己拆装。
地形课由教官带领学员实地勘察临安周边的地形。学员们背着枪，跟着教官爬山涉水，现场讲解山地、水网地带的作战特点。教官指着远处的山头说：“那个山头，机枪架在那里，能封锁整条公路。”学员们在本子上画图，标注距离、角度、射界。
政治教育课由黄维兼任，主要内容是“三民主义”和“领袖训示”。黄维站在讲台上，讲三民主义的由来，讲北伐的历史，讲领袖的训示。他讲得很认真，但学员们的反应明显不如战术课热烈。
黄维在政治教育课上强调：“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不是别的军队。你们的信仰是三民主义，不是别的主义。你们要记住，谁给你们发饷，谁给你们发枪，谁带着你们打鬼子。没有国家，没有领袖，你们什么都不是。”
学员中有人小声议论。赵猛转过头瞪了一眼，那人不敢再说了。
陈东征没有去听政治教育课。他对沈碧瑶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黄维讲战术，我去。讲政治，我不去。去了也是浪费时间。”
沈碧瑶问：“你不怕学员被洗脑？”
陈东征说：“洗脑？他们在新11军待了这么久，我的脑都没洗成，黄维几句话就能洗？放心。我的兵，我知道。”
当天晚上，陈东征和沈碧瑶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月亮很圆，挂在槐树梢头，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靠在一起，黑黑的。槐花的香味在夜风中飘散，甜甜的，腻腻的。
沈碧瑶问：“你觉得黄维办的这个分校，有用吗？”
陈东征说：“有用。军官水平上去了，部队的战斗力才能持续。仗越打越大，兵越来越多，没有合格的军官，再好的兵也是一盘散沙。一个连一百多人，连长不行，这一百多人就废了。打仗不是一个人能打的，是靠组织。组织的核心是军官。”
沈碧瑶问：“他会不会在课堂上讲反共的内容？”
陈东征沉默了一下。“会。但那是他的职责。他是国民党将领，他讲那些是分内的事。国民党不反共，那还是国民党吗？但那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们听我们该听的，做我们该做的。战术课认真听，政治课听听就行，不用往心里去。”
沈碧瑶说：“你不怕你的军官被他说动？万一真有人听了他的话，以后跟你离心离德怎么办？”
陈东征说：“我的军官在部队待了这么久，知道谁对他们好。不是几句口号就能改变的。人心是肉长的，不是喇叭吹的。谁对他们好，他们心里有杆秤。”
沈碧瑶看着他。“你对他很放心。”
陈东征说：“不是放心，是没得选。我们需要他。没有他，我们的军官永远只能在战场上自己摸索，用命换经验。有了他，至少有人教，少死几个人。少死一个人，就是救了一个家庭。”
一周后，陈东征去分校看望学员，与几个连排长座谈。他们坐在祠堂的台阶上，阳光照在青砖地面上，晃眼睛。
一个连长说：“军座，黄主任讲的课，听得懂，用得上。以前打仗凭感觉，现在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机枪要架在这里，为什么要挖之字形的战壕。以前只知道挖，不知道为什么挖。”
另一个排长说：“兵器课也好。以前枪卡壳了，只知道拍，拍不响就扔了。现在知道怎么拆、怎么修。枪卡壳了，自己能修好，不用等军械师。”
陈东征问：“政治教育课呢？”
几个学员互相看了一眼，一个连长说：“也听。但军座放心，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的兵。黄主任讲他的，我们知道该听什么不该听什么。我们是新11军的人，不是黄埔的人。”
陈东征点了点头，没有追问。他站起来。“好好学。学完了回去带兵。我的兵，不能当糊涂兵。枪要打得准，仗要打得明白。为什么打，为谁打，都要清楚。”
学员们立正。“是！”
陈东征走出祠堂，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夕阳照在祠堂的青砖墙上，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分校”的牌匾照得发亮。牌匾上的金粉在夕阳中闪闪发光，字迹清晰，一笔一划。他站了一会儿，转身上了车。
当天晚上，黄维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学员名册。煤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晃，把墙上的影子照得忽长忽短。他拿起笔，在名册上标注每个人的表现。赵猛的名字后面写了一个“优”字，旁边加了一句：“学习认真，可堪造就。”其他学员也一一做了标注，有的人名字后面画了圈，有的人画了叉，有的人什么都没画。
他合上名册，拿起笔记本，写了几行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第一期学员一百二十人，素质尚可。赵猛虽职务高，但学习认真，可堪造就，不骄不躁，难得。陈东征对分校支持有力，未加干涉。此子深知军官培养之重要，难得。新11军若能持续得到合格的基层军官补充，战斗力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他放下笔，合上笔记本。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夜色。月色很好，把院子照得银白一片。远处传来学员的歌声，唱的是黄埔军校的校歌，调子跑得厉害，但唱得很响。他听了一会儿，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他在心里说：这批学员学成回去，新11军的战斗力还能再上一个台阶。辞修兄，你的侄子不简单。他知道自己缺什么，也知道怎么补。缺军官，就办分校；缺装备，就向上要；缺经验，就在战场上打。这样的将领，不多见。你让我来看住他，可他根本不需要人看。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转过身，吹灭了灯，躺下来，闭上眼睛。窗外的歌声还在继续，慢慢地远了。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过头顶。被子很薄，但他不觉得冷。他只是觉得，这个年轻人，比他预想的要沉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