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港。
我见到了丁汝昌。
北洋水师提督，五十八岁，两鬓斑白，脊背挺得笔直。他穿着全套朝服，站在码头上，身后是文武官员和数百名官兵。海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露出里面那件打了补丁的衬衣。
他看着我走下潜艇，走过码头长长的栈桥，走到他面前。他的眼睛浑浊而深邃，像是两口能看穿时间的老井。
“你就是那个从未来回来的人？”
“是。”
“你能帮我们打赢这场战争？”
“能。”
“代价是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愣了一下。我想过很多种他可能会问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帮我们，你的船为什么能在水下开火——但我没想到他会问代价。
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将，打了大半辈子的仗，见过太多的胜利和失败，太多的生和死。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胜利，没有不需要代价的拯救。
“代价是，”我说，“从今天起，北洋水师要按自己的打法来打这场仗。朝廷远在千里之外，战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事事请示、处处受制。”
码头上安静了一瞬，然后炸开了锅。
“大胆！”“放肆！”“你算什么东西！”身后的文武官员们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有人拔刀，有人掏枪，有人破口大骂。
丁汝昌举起一只手。
所有的声音都停了。
他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很久。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话，够杀你一百次？”他问。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只要一声令下，你现在就会被绑起来，押到北京去？”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
“因为，”我说，“如果北洋水师事事都要等朝廷的命令，那么就算我今天帮你们打赢了这场海战，明天朝廷的一道旨意，就能把胜利的果实送出去。我们打的是日本人，但决定胜负的，是朝廷想不想打。”
丁汝昌闭上眼睛。
他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角有泪光在闪动。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将，在数百名官兵面前，在我的面前，没有掩饰自己的眼泪。
“你说得对。”他睁开眼睛，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朝廷里有人想打，有人不想打。那些不想打的人，手里攥着钱粮、攥着兵权、攥着我们的命。”
他看着我，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突然迸发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
“北洋水师还有两千一百三十七个弟兄。他们每个人都想打赢这场战争，每个人都愿意为这个国家去死。但他们的死，不能白白浪费在那些不想打的人手里。”
他深吸一口气。
“陈海生，从今天起，你就是北洋水师的副提督。我的副手。海上的仗怎么打，你说了算。”
码头上再次炸开了锅。这一次比上次更响，更乱，有人甚至拔出了刀。
“军门不可！”“此人来历不明，怎能委以重任！”“军门三思！”
丁汝昌猛地转身，声音如雷霆般炸开：“谁敢反对？”
所有人噤声。
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知道你会推辞。但你不要推。因为你说得对，这场仗，不能让那些不想打的人来指挥。要打赢，我们需要一个真正懂海战、真正想打赢的人。”
“北洋水师，需要你。”
我站在那里，海风灌进我的领口，吹得我的作训服猎猎作响。我看着丁汝昌的眼睛，看着那些还在愤怒、还在困惑、还在恐惧的官兵们，看着码头上飘扬的龙旗和远处海面上静静浮着的“龙鲸”号。
我没有推辞。
我向丁汝昌行了一个军礼。
“是。副提督陈海生，向军门报到。”
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太后正在颐和园听鹂馆里听戏。
皇帝坐在她身旁，低着头，一言不发。满朝文武分列两侧，个个面色如土。传信的太监跪在丹陛下，双手捧着电报，声音抖得像筛糠。
“启禀太后，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战中大获全胜，击沉日舰四艘，日联合舰队败退。但……”
“但什么？”太后的声音不高不低，却让整个听鹂馆的温度骤降了十度。
“但有一艘来历不明的舰船助战，此船能潜行水下，以火器击沉日舰。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已任命该船船主陈海生为副提督，协助指挥水师。”
听鹂馆里安静了整整五秒钟。
然后太后笑了。
“协助指挥？”她重复了一遍，语气像是在说一件有趣的小事，“北洋水师是朝廷的北洋水师，打赢了是朝廷的功劳，什么时候需要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来‘协助’？”
没有人敢回答。
皇帝抬起头，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太后慢慢站起来，太监李莲英连忙上前搀扶。她走到丹陛下，俯视着跪在地上的传信太监。
“传旨，命丁汝昌、陈海生即日进京述职。把那艘能潜水的船也带来，让哀家看看，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这道旨意传到旅顺的时候，我正在“定远”号的作战会议室里，给北洋水师的管带们讲解现代海战的基本概念。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二十几个将校挤在长条桌两侧，桌面上摊着海图、罗盘和我的平板电脑。没错，平板电脑——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科技是电报机，而我拿出了能显示高清卫星地图的平板，虽然卫星早就不知道在哪个时空了，但预装的离线地图足够让这些十九世纪的军官们把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
“这是我们的潜艇，叫‘龙鲸’号。”我在平板上划出核潜艇的三维模型，围观的管带们发出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它能潜到水下三百米，连续航行三个月不用上浮。速度比你们最快的军舰快一倍，武器能在一百公里外精确命中目标。”
“一百公里？”一个年轻的管带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你是说，从旅顺能打到烟台？”
“不止。从旅顺能打到汉城。”
整个会议室炸了锅。
“肃静！”刘步蟾拍了一下桌子，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他转头看我，目光里带着一种他已经努力掩饰但仍然藏不住的敬畏，“陈副督，你说的这些，我们信。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我说，“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修理北洋水师现有的舰艇，恢复战斗力。第二，从我的潜艇上拆解部分设备进行逆向研究，虽然短时间内造不出同级别的武器，但造一些简易版的鱼雷和水雷应该可行。第三，我们要固守旅顺，以此为基础抗击日寇，不能再被朝中那些不想打的人拖累。”
话音刚落，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
一个传令兵跌跌撞撞地冲进来，脸色惨白，手里举着一封电报。
“军门！副督！朝廷……朝廷来旨意了！”
丁汝昌接过电报，扫了一眼，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抽了一耳光。他把电报递给我，我的手也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
电报上写得很清楚：丁汝昌和陈海生进京述职，“龙鲸”号交由朝廷处置。
我抬起头，看着会议室里所有人。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所有人都听出了平静之下翻涌的岩浆，“这意味着，朝廷要我们把枪交出去，把刀交出去，把刚刚到手的胜利交出去。”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我陈海生不会交。”我把电报拍在桌上，“北洋水师两千一百三十七个弟兄，也不会交。如果有人非要我们交，那就让他自己来拿。”
丁汝昌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但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那是释然，是一个背负了太多年的老人终于把担子交到别人肩上的释然。
“那就准备吧。”刘步蟾第一个站了起来，手按在腰间的佩刀上，“朝廷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手里还有陆军，还有各省的督抚，还有……”
“还有日本。”我打断了他，“你们以为日本人会善罢甘休吗？四艘主力舰被击沉，他们不会忍气吞声。”
我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会议室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所以，”我环顾四周，目光扫过每一张脸，“现在想退出的，可以退出。想继续效忠朝廷的，可以离开。我不会拦你们。但从今天起，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好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沉默。
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然后，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我不走。”
是邓世昌。
他被人用担架抬进了会议室，脸色还是白得像纸，但眼神比任何时候都亮。他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来，看着丁汝昌，看着刘步蟾，看着我。
“我邓世昌这辈子，没求过谁。今天求你们一件事——别把我丢下。致远号还能打，我还能打。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朝廷，谁拦着我们保卫这片海，谁就是我的敌人。”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炮弹一样砸在所有人的心上。
“我也不走。”
“我也不走。”
“算我一个。”
“还有我。”
一个接一个的声音响起来，从嘶哑的、年轻的、苍老的喉咙里发出来。有人拍了桌子，有人拔了刀，有人红了眼眶，但没有一个人离开那张桌子。
我看着他们，这些一百二十年前的军人，这些被历史定义为失败者的军人。他们的脸上有烟熏的痕迹，有未愈的伤口，有泪水也有血水。但他们的眼睛里，此刻燃烧着一种比任何武器都更强大的东西。
那是信念。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不肯熄灭的那一点火光。
“好。”我说，声音有点哑，“那就打。”
“龙鲸”号的舱室里，我最后一次查看了武器系统的状态。
鱼雷十六枚，导弹十二枚，全部完好。核反应堆在经历了穿越之后依然稳定，燃料足够再运行二十年。
赵远航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一份他刚刚写完的技术报告。
“艇长，我分析了穿越时的所有数据。虽然还不能确定具体机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现在回到穿越时的那个坐标点下潜到相同深度，有可能触发第二次穿越，回到我们的时代。”
“你想回去？”
赵远航推了推眼镜：“我想说的是，我们有退路。但我也想说，我们不一定需要那条退路。”
我转过身看着他。这个清华毕业的高材生，这个本该去研究航天器的年轻人，此刻的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
“赵远航，你恨这个时代吗？”
“不恨。”他说，“我只是心疼。”
“那就留下来，跟我一起心疼。”
他笑了。
我们收到的第一份战书，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天津。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发来密电，措辞极其严厉：“丁汝昌、陈海生抗旨不遵，形同叛逆。限三日内交船交人，否则朝廷将以水陆两路大军进剿，届时玉石俱焚，勿谓言之不预。”
丁汝昌看完电报，把纸揉成一团扔进了海里。
“中堂是被逼的。”他说，语气里没有怨恨，只有深深的疲惫，“他不想打我们，但有人逼他打。他手里没有选择。”
“他有选择。”我说，“他只是不敢选。”
我走到窗前，看着旅顺港外的海面。夕阳正在西沉，把整片海染成了血的颜色。
“军门，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我要让朝廷知道——北洋水师，不是他们想动就能动的。”
丁汝昌看着我，最终点了点头。
三天。
第一天，我让“龙鲸”号潜入渤海海峡，在旅顺和威海之间的航道上布设了水雷。这些水雷不是要炸朝廷的船——我要炸的，是日本人的船。
第二天，我让北洋水师的官兵们开始改造旅顺的炮台。把原有的克虏伯炮重新校准，加装简易的火控系统——所谓的火控系统，其实就是从“龙鲸”号上拆下来的激光测距仪和弹道计算机。十九世纪的火炮配上二十一世纪的瞄准系统，虽然不是完美的组合，但足够让那些老炮的命中率翻上十倍。
第三天，我等到天黑。
天黑之后，我带着赵远航和六个特战队员，乘坐“龙鲸”号的微型潜艇，悄悄潜入了天津大沽口。
我们的目标不是杀人，是送信。
一封写给直隶总督的亲笔信。
我在信里只写了一句话：“中堂大人，我来自未来。我知道甲午之后发生了什么——割台岛，赔两亿，辽东半岛被占，三国干涉还辽，十年后日俄在龙国土地上打仗，二十年后日本全面侵华，三千万龙国人的血染红了半壁江山。这封信不是威胁，是请求。请求你，最后一次，做一个真正的龙国人。”
微型潜艇浮出大沽口的时候，码头上空无一人。
我把信装进防水袋，绑上一块石头，扔到了码头的栈桥上。然后我对着黑暗中那座看不见的总督衙门，敬了一个军礼。
我不知道那封信会不会被看到。
也不知道看了之后会怎样。
但我知道一件事——从今天起，这场仗，只能靠我们自己打了。
“龙鲸”号驶回旅顺的时候，东方的天际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我在指挥舱里站了一整夜，腿已经发麻，但脑子里清醒得像刀锋。
赵远航递给我一杯咖啡——最后几包速溶咖啡之一，我一直舍不得喝。
“艇长，你说朝廷会怎么对付我们？”
“他们会用他们能用的所有力量。”我说，“陆军、水师、甚至日本人。他们会告诉天下人，我们是叛徒，是逆贼，是勾结洋人的汉奸。他们会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我们头上，然后调动一切资源来消灭我们。”
“那我们怎么办？”
我把咖啡一口喝完，苦味从舌尖蔓延到喉咙。
“突围。”我说，“带着整个北洋水师，突围。”
赵远航愣住了：“往哪突？”
我看着他，眼睛里有光。
“往南。去台岛。”
“台岛？”
“台岛现在还是龙国的领土。”我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空气里，“我要在日本人正式接收台岛之前，带着北洋水师进入台岛海峡，在台岛建立新的根据地。台岛有山有海，有充足的资源，有愿意抵抗外敌的百姓。更重要的是——台岛离日本够远，离龙国大陆够近。进可攻，退可守。”
赵远航沉默了很久。
“那大陆呢？北洋水师的家眷呢？都在大陆。我们走了，朝廷会对他们动手。”
“不会。”我说，“朝廷要的是我的潜艇和北洋水师的舰队，不是那些普通官兵的家人。只要我们不投降，他们就不敢动那些家眷——因为动了，就彻底断了我们回头的路。他们要留一个筹码。”
赵远航推了推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光。
“艇长，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这一切，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
海面上，第一缕阳光刺破了云层，把旅顺港的万顷波涛染成了金色。“定远”号、“镇远”号、“致远”号，一艘艘铁甲舰在晨光中露出了轮廓。它们伤痕累累，它们老迈陈旧，但它们还在这里。
它们还在等待命令。
我拿起话筒，声音在“龙鲸”号的每一个舱室里回荡。
“全体注意，我是艇长陈海生。我命令：北洋水师全部舰艇，一个小时后起锚出港。目的地——台岛。”
“这不是撤退。这是进军。”
“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