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接过年轻人递来的文件夹，翻开，扫了一眼。
然后他的眼睛微微睁大，又看了一遍，像是要把那几行字刻进脑子里。
“确定了？”
他抬起头，看着那个年轻人，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
年轻人用力点了点头。
“已经核实过了。和《收获》杂志社、复旦大学的谢校长都确认过，他们都看过原稿，确定作者就是他。只是现在还没有公开，但估计也快了，也就这几天的事。”
领导盯着那份文件，看了好几秒。
文件上是一份传真，日文的，旁边附了中文翻译。
字不多，但句句都是能振奋人心的话语。
然后他笑了。
那笑容，是那种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压抑不住的、畅快的笑，像憋了很久的气终于吐了出来，像乌云裂开了一道缝，阳光从缝隙里挤了进来。
“好小子。”
他自言自语，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听见了，那声音里带着一股子痛快。
“好小子。出名都出到国外去了。这才是为国争光，这才是国家栋梁。这才是我想要看到的年轻人的样子。”
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放，站起来，双手撑在桌沿上，身子前倾，环视在场所有人。
目光所及之处，有人低下头，有人缩了缩脖子。
“你们知道吗？”
“那个被你们当成弃卒、被你们随便拿捏的周卿云，那个你们以为可以随便欺负的年轻人，他现在有一本书，在日本大卖特卖，甚至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会议室里有人张大了嘴巴，有人手里的笔掉在了地上，有人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又坐了下去。
“一周时间，销量突破三十万册。一周！而且这还是因为全国范围内缺货，才制约了销量。印多少卖多少，书店门口排长队。日本那边的读者，为了买到这本书，甚至凌晨四点就去书店门口排队。”
“这是在日本，不是在国内，日本人有多挑剔，有多骄傲，你们不可能不知道。”
“这些年只有我们求他们的份，什么时候轮到一名中国人踩在他们头上了？”
“周卿云，他就是头一个！”
他拿起那份文件，在空中扬了扬，纸页哗哗地响。
“现在，日本那边的邀约已经正式发过来了。等书籍销量突破一百万册，就要邀请周卿云去日本举办签售会。签售会！在日本！一个中国作家！站在日本读者的面前，给他们签名！”
他把文件“啪”地摔在桌上，那声音比刚才拍桌子还响。
“而你们呢？你们这群短视的人，居然还在不在乎他的版权？居然还在想着和稀泥、拖时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差一点就把一个能走出国门、为国争光的青年作家，给毁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硬，像铁锤砸在钢板上，当当当的。
“我就问问，如果等周卿云到了日本，在签售会上，当着无数日本读者的面，他随口说一句‘我的书籍版权被某些人随意就出售了’，这个责任，到时候你们谁来背？！”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一下一下，像催命符。
“你来背吗？”领导指了指左边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
那人吓得一哆嗦，赶紧摇头，肥硕的脖子像装了弹簧。
“你来背吗？”他又指了指右边一个戴眼镜的。
那人低下头，眼镜差点从鼻梁上滑下来，不敢说话，嘴唇哆嗦着，像在念经。
“还是你来背？”他的手转向对面，指了一圈。
没有人敢应声。
所有人都低着头，恨不得把自己塞进桌底下去。
领导重新坐下来，声音恢复了平静，但那平静下面，是压都压不住的怒火，像火山喷发前的沉寂。
“这件事，一个星期之内，必须解决。七天，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能多。”
“版权是谁的，就是谁的。谁签的字，谁自己想办法收回来。收不回来，就拿自己的东西去换。换不回来，就自己递辞职报告。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我也不想知道过程，我只要结果。”
他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文件和那杯凉茶，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他的背影在门口站了两秒，像一尊雕塑。
“还有，那个王副局长，查一下。查他有没有收钱，有没有拿好处，有没有跟港商有经济往来。如果有，该怎么办怎么办，该抓抓，该判判，该枪毙就枪毙。如果没有，调离现在的岗位，去基层锻炼几年。去最偏远的地方，去最艰苦的地方。这样的人，不适合坐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他不配。”
门关上了。
那扇厚重的木门，在门框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响。
脚步声渐渐远去，从清晰到模糊，从模糊到消失。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坐着，没有动。
像被钉在了椅子上。
过了好一会儿，那个胖乎乎的中年人才开口，声音有些发虚，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散会了？”
没有人回答。
他站起来，拿起自己的东西，走了。
公文包夹在腋下，走得飞快。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站起来，往外走。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交谈，每个人都低着头，脚步匆匆，皮鞋踩在地板上，一片杂乱。
他们心里都清楚，要起风，要变天了。
而变天的源头，不是因为他们这群领导想通了，不是因为道理说通了，不是因为巴老的电话，更不是因为上面的压力。
是因为那个叫周卿云的年轻人，用他的笔，用他的书，用他在异国他乡闯出的名声，为自己挣来了一个谁也不敢再轻视的分量。
那个分量，叫实力。
叫成绩。
叫为国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