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病能够看好，我的病却无法治疗呢！”听完高华讲的故事，吴长寿同学接着说道：
抗日战争时期，我父亲是一名国军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父亲被和平军抓住。和平军就是伪军，帮助日本人的。当时和平军的队长就是我们村的地主陈学素，他对国军特别痛恨。这次被俘的除了我父亲外还有三个战士。陈学素为了发泄仇恨，用菜刀将他们全部砍死。当轮到砍我父亲时，父亲叫他将菜刀磨快之后再砍！陈学素一边磨刀一边问我父亲姓名、家乡。当父亲告诉他自己名叫吴守信，家住陈家庄时，陈学素扔掉菜刀，放我父亲走了！因为他也是陈家庄的！汉奸虽然可恶，对于庄邻或许还有一丝怜悯吧。
日本投降后，陈学素又投靠蒋军当了团长，49年逃去台湾。临走前他交给父亲一只布袋，里边装有几十块银元几百枚铜币，还有一块玉笏。他叫父亲代为保管，等他下一次打回来时再还给他！因为他曾经饶我父亲不死，父亲也就点头同意了！
我家有个睡柜，半人高，一人长，里面可以放东西，上面睡人。父亲将贵重东西放在里面，自己就睡在上面。除了他本人，任何人都不可以碰睡柜。小时候我从柜里偷了两块银元，结果差点被他打死！
1958年，父亲与妈妈结婚，后来生了姐姐和我。
六十年代末，有人说父亲当过国军，而且与汉奸陈学素关系极好：其他人被捕后都被杀头或枪毙，唯独我父亲被放了回来！这是什么缘故呢？他们将我父亲吊起来毒打，非要父亲说出原因不可！
陈学素到台湾去了，他为什么不杀父亲，只有他自己知道！父亲不交代，结果右腿都被打断了！
公社干部动员妈妈与他划清界线；妈妈顶不住压力，最后与父亲离婚，嫁到如东海边去了！
从此我与父亲、姐姐相依为命！父亲腿被打断，根本不能干活。姐姐比我大五岁，我上一年级时她小学毕业。为了让我上学，她主动辍学打工。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费都是姐姐给的！高中毕业后，姐姐嫁到浙江嘉兴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
因为父亲残废，队里安排他看守农田，父亲有时也叫我和他一起去。
父亲沉默寡言，很少打我骂我，可我就是怕他。只要他一看我，我就觉得他的眼神跟刀子一样，浑身发寒。
我不知道别的父子如何相处，我只知道我跟父亲之间好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薄膜，想亲近却又有些畏惧。
那一年我20岁,和父亲一起看守村北头的麦田。我们白天在田埂上挂个草帽乘凉,晚上则守在草棚里拿着手电筒巡逻。
一天晚上,我刚打着手电筒检查过田埂,忽然看到麦田里闪过一个身影。我悄悄跟了过去,发现是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的妇女,她蹲在麦田里薅着麦穗。
这妇女叫王梅,是隔壁天堡村的一个寡妇。丈夫刚死,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生活所迫,只能出来偷麦子充饥。我本想骂她几句叫她离开,但看她十分慌张的样子,又不忍心开口。
“你们村的麦子长得真好啊,穗头又大又结实。我们村的庄稼都给旱灾害了。”王梅笑了笑,语气也十分轻柔。
我怕她再偷麦子，叫她赶紧回去；可她却没有要走的意思,自顾自地在我身边坐下,絮絮叨叨地讲起了她和父亲的故事。
原来父亲看守农田时,经常会去王梅家里要点水喝，王梅丈夫死后,父亲还经常去她家里帮忙干活。
不知九六年还是九七年，陈学素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离家时他还不到四十，现在已经八十多了！他在儿子的陪同下找到父亲。他虽然老态龙钟，可记忆仍然清晰。他叫父亲将玉笏还给他，银元、铜钱也就不要了！
父亲当时不知怎么想的，矢口否认他有东西放在我家！陈学素老泪纵横，他说他不缺钱用，可玉笏是他的祖传之宝，他想交给大陆的儿子，但绝对不会带去台湾！父亲任他痛哭流涕，始终不承认拿过他的东西。
陈学素无可奈何地走了！他逢人便说我父亲赖了他的东西，父亲的形象一落千丈！我问父亲为何不将东西还给人家，父亲抬手便给我一记耳光！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我到三十岁还是光棍一条！陈学素回台湾不久，他儿子又到我家来了。我以为他来讨要玉笏，心里十分忐忑。想不到他却是为我介绍对象而来。
原来陈学素兄弟三个：他是老大，老二生了三个女儿。他儿子想把堂妹陈琴介绍给我！
我一听喜出望外，因为陈琴跟我高中同学，长得十分漂亮。父亲说她可能知道我家有宝贝，否则如何看得上我？我说喜欢人也行，喜欢宝贝也行。如果娶不到老婆，要宝贝又有何用？父亲听我说得有理，最终还是默认了。
当年底我与陈琴结婚。陈家只向我家要了五千元彩礼，也没有什么陪嫁。陈琴对我父亲十分照顾，经常将他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陈琴怀孕后，说要去南通做服装，以后便没有消息了。我去岳父家询问，岳父说她已跟别人领了结婚证，再也不会去我家了！我跟她没有任何手续，虽然心有不甘，不过也无可奈何！
2008年的时候，父亲不幸得了食道癌，这年他已九十岁了，他不肯接受任何治疗。弥留之际他叫我从睡柜里面翻出布包，银元铜钱以及玉笏都在！
父亲去世后，我到网上查了一下，玉笏是古代臣下上殿面君的工具，跟我家里一样的标价百万以上！
我激动得不能自已！四十多年了，我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至今连老婆也没有！有了一百万，何愁没有女人嫁我！老房子肯定不会住了，我要到如皋买房子，而且要把儿子、女儿全部要回来！
第二天，我来到南通古玩市场，我以为人们一见玉笏肯定会围观甚至抢购；可是老板瞄了一眼便说是假的，五块钱一个！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这可是解放前大地主陈学素寄放在我家的呀！父亲保存了一世，并且昧着良心没有还给人家！当然这些话我想在心里没有说出口。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也许他们假货看多了，遇到真货也当假货了！
几天后我又来到上海收藏品交易市场，买卖人对我的玉笏不屑一顾！一位签定师听我讲明它的来历，十分肯定地认为我家的真品被人掉包了！
父亲一直将玉笏藏在睡柜里面，而人就躺在上面！我家里很少有人来，即使来人也不可能打开父亲的睡柜！因为柜上要睡人，柜板两寸多厚呢！
肯定是陈琴！她来我家一年多，没事就打扫卫生！玉笏本来便是他伯父存在我家的，她假装嫁我就是为了取回玉笏！为了不引起怀疑，她竟然找了一块假的放在原处！
只有这一种可能，我无话可说！假玉笏我舍不得扔掉，回家后仍放到父亲睡柜里了。至于银元，五十块钱一只，卖不卖都没意思！
这年夏天，我一个人来到嘉兴，让姐夫帮我找个事干。姐夫介绍我到一家化肥厂里打工。
我被安排去煤球车间拉煤。车间主任是个姓瞿的中年人，总爱板着个脸，像是谁欠了他的钱没还似的。我们的班长叫瞿安平，外号三毛，是车间主任的侄子，其实就是一个痞子，特爱狐假虎威，动辄就责骂、呵斥人，有时还动手打人。
我们一个班有七八个人，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小伙。班里给每人配备一辆翻斗车，一把铲煤的锹。那翻斗车和现在的工程翻斗车相似，只不过小得多，又是人力操作。翻斗车装满煤，大概有三四百斤重，我们要将它推到搅拌机边，把煤扣在铁板上，然后再去拉。
有人专门负责往煤块里加泥块，然后往搅拌机里铲，搅拌后的煤泥被送到粉碎机里，粉碎机飞速旋转着，声音震耳欲聋，车间里煤尘弥漫，我们的眉毛上、鼻孔里，全是黑乎乎的煤粉。粉碎了的煤粉输送到煤球机上，压成一个个蛋形煤球，再送到烤炉上烤干，就成了成品煤球了。
因为光着膀子在烈日下暴晒，身上就晒出许多燎泡，一搓就破，疼得我龇牙咧嘴的。没多久，我的脸上，后脖上，胳膊上，都被晒得脱了一层皮，原本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慢慢地油光发亮起来。
记得有一次，因为加班，我连熬了几个通宵，累得都快趴下了。那天又加班，我只觉得眼皮沉重，哈欠连天。我把翻斗车铲满了煤，便把煤锹往两条车把上一搭，然后一屁股坐在锹把上，打起盹来。朦胧中我被人狠狠地踹了几脚，疼得彻骨。我睁开沉重的眼皮，只听三毛在跳脚咆哮：“你他妈的是来拉煤的，还是来睡觉的？你现在就给我滚！”我揉着眼，一言不发地回姐夫家去了！我当时只要睡一个囫囵觉，开除不开除不管他了！
就在那天夜里，一位名叫胡成泉的小伙也是一边拉煤一边打瞌睡。他原本应该把煤倒在铁板上，可他却直接将煤往搅拌机里倒去。小车进了搅拌机，胡成泉意识模糊，无论如何不肯放手，结果连人带车一起进了搅拌机！
胡成泉死后，三毛向我打招呼，说他昨天态度不好，让我仍到厂里上班，我说什么也不肯去了。姐夫见我吃闲饭，阴阳怪气地说：“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阎王叫你三更死，决不留人到五更！你如果命中该死，到哪里都躲不过去！”
我不相信每个厂里都有危险，又独自找到一家植绒厂里打工。
植绒厂就是利用电荷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特性，将绒毛粘贴到原料布上！由于绒毛极小，看起来就象灰尘，车间生产时就象下雾似的。我想脏就脏点吧，晚上洗洗澡换换衣服也就干净了！
在植绒厂干了十年，因为村里征地办厂，我就从植绒厂里回来了。
去年底我不断咳嗽、胸闷，开始以为是感冒，到桃园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我得了尘肺病。
我现在又得了忧郁症，整夜睡不着。
总有人说抑郁症是闲出来的，每次听到别人这么说我都很郁闷，我觉得他们对抑郁症不了解，所以不能共情别人的痛苦，也不懂尊重别人的感受。
因为病耻感，很少有人会对外人谈及自己的痛苦，怕被人议论，有时即使是身边的熟人或者最亲的家人，他们也无从知道你饱受抑郁折磨的内心有多么的煎熬。
抑郁症患者的“闲着”或“偷懒”，其实是处于情绪低谷的时候，他是生病了，没有力气动，他需要关心和休息。“闲着”是表象，看起来他像条死鱼般一动不动，实则上他的内心已万念俱灰，提不起一点精神气来。也许此刻可怕的是，他正在琢磨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你此时不理解不耐烦的一句话，有可能就把他往死路上推了一把。
本来患上了心理疾病就很难受，但周边的人不把这个病当回事，也不去了解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就自以为是地对患者进行劝说，比如想开点，你就是闲的，忙起来就好了......等等，他们完全不懂失眠人的痛苦，这些话其实是给患者添堵，导致患者更加郁闷。
还有人患上抑郁症后并不自知，或者知道了也不愿意看医生，因为怕被别人当成精神病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