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你们的庆功宴？”他小声问克莱尔。
谭咏麟耳朵尖，立刻接话：“安东尼奥先生，在我们这儿，能在一个锅里吃饭的才是自己人。您要是想吃牛排，我现在让人去订？”
托纳多雷笑了，这是他今天第一次笑。
他脱下西装外套，解开领带，卷起衬衫袖子。
“给我一双筷子，我要试试那个炒牛河。”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这位意大利导演，用极其笨拙的姿势学会了夹河粉。
期间掉了三次在桌上，每次都认真夹回碗里。
最后他用叉子和筷子配合，终于成功送进嘴里。
“好吃。”
他眼睛亮了，“西西里也有类似的炒面，但我祖母会放很多奶酪。这个味道更干净。”
气氛松弛下来。
然后托纳多雷放下筷子。
从帆布包里拿出五份分镜脚本，摊在桌上。
“现在说正事。”
他说，“我看了许导演和王导演的版本，都很好。但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语言。”
他指着第一份脚本：“许导演的版本太克制，会让普通观众睡着。”
指向第二份，“王导演的版本太诗意，会消解历史的沉重。”
拿起自己的第三份，“我的版本太戏剧化，可能会显得做作。”
谭咏麟举手：“那怎么办？三合一？”
“不。”
托纳多雷站起来，走到食堂角落那台老式钢琴前。
那是顾家辉平时随手弹用的，“我们要寻找一个适合的叙事角度，找到第四种语言。一种既真实又不枯燥，既艺术又不晦涩，既有力又不煽情的语言。”
他按下一个琴键，是中央C，干净的单音。
“这是事实。”
他说，“周阿福的父亲，被鞭打致死，这是事实。”
他又按下一个音，是高八度的C，清澈透亮。
“这是艺术。”
他说，“我们如何呈现这个事实，让观众不是同情，是理解。”
然后他的左手在低音区，按下沉重的和弦。
右手在高音区，弹出一段破碎的旋律。
两种声音碰撞，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张力。
“这是电影。”
托纳多雷说，“事实和艺术的碰撞。我们要让观众感受到这种碰撞，而不是只看到结果。”
顾家辉突然站起来，走到钢琴边。
他弹了一段旋律，是《橡胶泪》的雏形。
但这次，他在左手部分，加入了一种机械的、重复的节奏，像工厂流水线；
右手则是飘忽的、如泣如诉的旋律。
弹到一半，他停下来：“托纳多雷先生，您刚才说的第四种语言，是不是这个？在工业化的暴力中，寻找人性的残响？”
托纳多雷盯着顾家辉看了三秒，然后用力点头。
“是的！顾先生，您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
谭咏麟的“不正经”正经事
签约宴进行到一半，谭咏麟突然端着碗白切鸡，凑到托纳多雷旁边。
“导演，跟您商量个事儿。”
他笑嘻嘻地说，“我下个月的演唱会，想用《月光光》开场。但我不想正儿八经地唱。”
托纳多雷挑眉：“那你想怎么唱？”
“我想先放一段录音，1938年槟城早市的。”
谭咏麟说，“然后我走出来，不是从舞台中央，是从观众席里走出来，边走边用普通聊天的语气说：‘刚才大家听到的，是1938年7月15日早上六点半，槟城汕头街的声音。那天蔡国维在这里，买了两个椰浆饭，一个自己吃，一个带给黄月萍。六天后，他瞒着家人报名回国参军。’”
他顿了顿：“说完这些，我走到舞台上，拿起吉他，但我不立刻弹。我先问观众：‘你们说，他走的时候，心里怕不怕？’”
托纳多雷眼睛亮了：“然后呢？”
“然后我等。”
谭咏麟说，“等观众有人喊‘怕’或者‘不怕’。不管他们喊什么，我都说：‘对，我也觉得他怕。但怕，他还是走了。’然后我才开始弹《月光光》，但只弹最简单的三个和弦，像初学者练琴那样。”
张国荣轻声插话：“我的独白演唱会就反过来。我先唱，唱完了，再放那段早市录音。然后我说：‘这些声音还在，但听这些声音的人不在了。我们唱歌，是为了让消失的人，在声音里再活一次，哪怕只活三分钟。’”
徐小凤摇着团扇笑：“你们俩这一正一反，阿伦是把观众拉进历史里，Leslie是把历史，拉进观众心里。都挺好。”
邓丽君正在小口喝汤。
闻言抬头：“我昨天在槟城，录到一位八十六岁的老婆婆，她唱了一首娘惹摇篮曲，唱到一半忘词了，就自己编了一段。她说：‘我阿妈当年就是这么唱的，词忘了，调子还在，调子记得，阿妈就还在。’”
她眼眶微微发红：“我把这段录下来了。如果电影里需要，可以用。不要配乐，就放她清唱，声音颤颤的，但温柔得让人想哭。”
托纳多雷听完翻译，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邓小姐，您能带我去见这位老婆婆吗？不是拍摄，就是拜访。我想听听她说话的声音，看看她生活的房间。”
“她可能不太会说话，”邓丽君说。
“没关系。”
托纳多雷说，“有时候不说话的人，眼睛里的东西更多。”
深夜的最终决定
晚上十一点，其他人都散了。
食堂里只剩下赵鑫、许鞍华和托纳多雷。
桌上摊着合约最终版，安东尼奥和克莱尔已经签字。
托纳多雷拿起笔，但没立刻签。
“赵先生，许导演，最后问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这部电影拍出来，香港、台湾、大陆都不能上映，你们会觉得失败吗？”
许鞍华先回答：“不会。只要它能在一个电影节上放映，只要有一个观众看完后说‘我以前不知道这些’，就不算失败。”
赵鑫接着说：“而且我相信，禁映本身就是一种证明，证明我们拍的东西，戳到了某些人的痛处。有时候，被封杀比拿奖更有力量。”
托纳多雷笑了，签下自己的名字。
“那么，”
他把合约推过去，“我们开始工作吧。明天早上七点，我要见所有演员。不是试镜，是聊天。我要知道他们每个人，对这段历史的理解。”
他顿了顿：“还有一件事。电影拍摄期间，我要住在这里，不住酒店。我要吃你们吃的饭，走你们走的路，感受你们感受的香港。”
“为什么？”许鞍华问。
“因为这部电影不是‘他们’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
托纳多雷说，“如果我把自己当外人，就永远拍不出内里的东西。”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片场。
“在我家乡西西里，老人们常说一句话：‘你要了解一座山，不能只站在山顶看，要摸过它的每块石头，喝过它的每处泉水。’历史最温暖的用途，是让身处于隔阂、分离、陌生的两端，理解彼此间的不得已。”
他转过身，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闪闪发亮。
“现在，带我去摸香港的石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