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斜斜地洒在高三甲班的教室里。
讲台上，训育主任孙先生——也是“党义公民”课的授课老师——正背对着学生，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工整的标题：
中华民国建设成就（1912-1933）
孙主任四十出头年纪，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容严肃。
他是中法中学有名的“老派”先生，据说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教育部任过职，后来到学校任教，兼管教务。
他讲课严谨，一丝不苟，最重“规矩”二字。
“起立——”班长杨永彬响亮地喊道。
教室里响起一片桌椅挪动声，学生们齐刷刷站起身：“先生好。”
“同学们好，请坐。”
孙主任转过身，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全班，在林怀安这个新面孔上略微停顿，然后移开。
他翻开教案，清了清嗓子，用那种标准的、略带南方口音的官话开始讲课。
“今天，我们接着上周的内容，继续讲中华民国的建设成就。”
孙主任的声音平稳，不高不低，像在宣读一份公文，“自民国肇建，迄今已二十有二载。
这二十二年，国家多难，内外交困，然现代化建设，亦有所推进。
此乃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之初步实践，亦为无数仁人志士心血之结晶。”
他转身，用教鞭指向黑板上写下的第一个小标题：
一、经济与工业
“民国以来，我国轻工业发展迅速。
纺织、面粉、卷烟等产业，在沿海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已形成初步工业格局。
以上海为例，纱厂、面粉厂林立，民族资本家如张謇、荣宗敬、简照南兄弟等，实业救国，功不可没。”
孙主任的讲述有条不紊，数据详实。
他提到1912年全国纱锭数不过50万枚，到1933年已超过300万枚；面粉产量从每年不足百万袋，增至数千万袋。
他特别强调了1928年中央银行的成立和1933年“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
“统一货币，乃国家财政统一、经济发展之基础。
昔日银两、银元、铜元、纸币并行，各地成色、重量不一，商民苦之。
‘废两改元’后，以银元为本位，便利交易，促进流通，实为金融现代化之关键一步。”
接着讲到铁路：“交通乃一国血脉。
民国续建平汉、津浦、陇海、粤汉等干线，至三十年代初，全国铁路里程已达一万五千余里。
此等建设，于军事调防、物资运输、商旅往来，皆有裨益。”
林怀安认真地记着笔记。
这些内容，有些他在报纸上零散看到过，但如此系统地在课堂上听先生讲授，还是第一次。
他能感受到，孙主任在讲述这些成就时，语气中带着一种克制的自豪，尽管他的表情依旧严肃。
“然则——”
孙主任话锋一转，教鞭轻轻敲了敲黑板，“诸君需知，此等成就，多集中于沿海、沿江少数口岸城市。
广袤内陆，尤其农村，仍停滞于前现代状态。
城乡差距，东西失衡，触目惊心。
此乃我国建设之软肋，亦为当下困局之一大根源。”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
“有同学家住北平城内，或觉电灯电话、柏油马路，已是寻常。
然出城三十里，乡间仍是油灯土路，食不果腹者，比比皆是。
此等割裂，诸位需心中有数。”
教室里一片寂静。
不少学生，包括来自城里的余章波等人，也露出了思索的神色。
林怀安想起自己从西山进城一路所见，那些破败的村庄、面有菜色的农人，与东安市场、王府井的繁华，确实宛如两个世界。
“接下来，是教育文化。”
孙主任继续道。
二、教育文化
“壬子癸丑学制，奠定我国现代学校体系之基。
至民国十一年，效法美国，行‘六三三’学制，即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沿用至今。
学校数量、学生人数，皆有增长。
尤以高等教育为著。”
说到高等教育，孙主任的语气明显生动了一些：
“北京大学，自蔡孑民先生长校，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一代新风。
清华学校，后改国立清华大学，庚款兴学，理工见长。
中央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等，皆成学术重镇。
新文明运动以来，白话文推广，科学民主思潮传播，于开启民智，功莫大焉。”
他提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名字，提到《新青年》杂志，提到“德先生”与“赛先生”。
但措辞谨慎，只说“传播新知，启迪思想”，未作更多褒贬。
“然而，”
孙主任再次转折，“文盲率仍高达八成以上。
乡村教育，尤为薄弱。
许多新思想、新知识，止于城市知识分子圈内，未能下及黎庶。
此亦一大憾事。”
三、社会与法律
“法律制度，乃现代国家之基石。
民国以来，陆续颁布《暂行新刑律》、《民事诉讼条例》、《刑事诉讼条例》等。
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立法进程加快。
《中华民国民法》各编于十八年至二十年陆续公布施行，确立男女平等继承、婚姻自由等原则。
《刑法》亦于十七年颁布。
此等法规，虽不尽完善，施行亦多阻力，然终是迈向法治之重要一步。”
说到妇女权益，孙主任特意看了看班里的几个女生——黎娇娥、赵梅芳等都在座。
“据民国十九年民法，女子享有与男子同等之财产继承权。
城市中，女子入学、就业者，日渐增多。
此为社会进步之表征。”
林怀安注意到，黎娇娥听得格外认真，腰背挺得笔直，手中的钢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
前排另一个叫赵梅芳的女生，也是生活委员，同样目不转睛。
“然传统积习，非一朝可改。”
孙主任摇摇头，“乡间溺女、缠足、童养媳等陋俗，仍所在多有。
法律是一回事，社会实际，又是另一回事。”
四、科技与基建
“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下设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等研究所。
此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网罗了如蔡元培、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等俊杰，于推动科学研究，厥功至伟。”
“交通通讯方面，无线电广播网络初建，京沪航线于民国九年开通，中国航空公司于十九年成立。
市政方面，上海、南京、广州等大城市，电力、自来水、公共交通，渐次兴办。
上海外滩，高楼林立，颇有现代都会气象。
公共卫生亦受重视，中央卫生实验处于二十一年设立，推广种痘，防治时疫。”
孙主任的讲述，勾勒出一幅民国建设的“成绩单”。
客观，有数据，有实例，同时也指出了诸多不足与局限。
他的语气始终平稳，像一个尽职的会计师在盘点账目，有功记功，有过记过。
然而，当讲完这五个方面，孙主任合上教案，摘下眼镜，缓缓擦拭着镜片，教室里却陷入了一种异样的沉默。
这些成就，桩桩件件，听来都值得称道。
可当这些“成就”与早上那条被封锁的东长安街、与城外华北平原上越来越频繁的日军演习、与报纸上连篇累牍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屈辱外交的消息并列时，总让人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就像一件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蚤子。
“先生。”
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
是马文冲。
他站起身，脸色因为激动而有些发红，“学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
“讲。”
孙主任重新戴上眼镜，看向他。
“先生方才所言建设成就，学生谨记。然而，”
马文冲吸了口气，声音提高了一些，“然而如今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局势危若累卵。
我们在东长安街上，连正常行走之自由皆无。
此时此刻，大讲铁路修了多少里，纱厂开了多少间，大学建了几所……这、这于国事何益？
于民心何补？
学生愚钝，实在困惑！”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池塘，在教室里激起波澜。
许多学生抬起头，眼中露出同样的疑问。
就连一向有些玩世不恭的余章波，也收敛了表情，看向孙主任。
孙主任静静地看着马文冲，脸上没有被打断的不悦，反而露出一丝近乎疲惫的理解。
他沉默了片刻，没有直接回答马文冲的问题，而是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秋日澄澈的天空，缓缓开口：
“沈同学此问，可谓直指核心。
是啊，大厦将倾，谈窗上雕花有几处精美，似乎迂阔，甚或可笑。”
他转过身，走回讲台前，双手撑在讲台边缘，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困惑的脸。
“那我问你们，今日我讲这些，目的何在？
是让你们沾沾自喜，以为民国二十二年，已有偌大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非也。”
他自问自答，声音陡然变得沉痛，“恰恰相反。
我讲这些，是想告诉你们，这二十二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多少人，在多么困难的境地下，依然在努力地、一点一滴地建设着，推动着这个古老的国度，向着‘现代’二字艰难前行。”
“从银两到银元，是进步。
从不识字到能上学，是进步。
从父母之命到婚姻自主，是进步。
从相信巫医到接种牛痘，也是进步。”
孙主任的语调不高，却字字清晰，敲打在每个人心上，“这些进步，微小吗？
琐碎吗？
在国难当头的今天，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甚至有些……苍白无力。”
“但是，”
他加重了语气，“文明是民族的保护伞，只有强大的文明，才能避免外族入侵。
但是古代文明发达，并不代表现代文明发达，需要不断更新与发展，与世界交流，及时拥有世界先进文明，不能形成国外的文明比国内的文明高，如果形成差距就会带来灾祸。
如果没有这些一点一滴的进步，如果没有这条铁路，这间工厂，这所学校，这条法律，我们今日之中国，又将是什么样子？
恐怕连谈论抵抗、谈论救亡的些许基础，都不具备！”
“你们可知，甲午战败，马关条约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三年岁入！
庚子国变，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近十亿两！
如此巨款，如无近代工业稍稍造血，如无关税、盐税等近代财源，国家财政早已崩溃！
若无新式陆军、铁路运输，国防更不堪问！”
孙主任越说越激动，脸颊泛起潮红：
“今日寇之所以尚未能一口吞下中国，除了我国疆域辽阔、民众不屈之外，民国以来这些艰难积攒的现代基础——铁路、工厂、电报、受过新式教育的军官和士兵——难道没有起到一丝一毫的迟滞、抵抗作用吗？”
教室里鸦雀无声。
学生们被孙主任这罕见激动的情绪和尖锐的反问震慑住了。
“我讲这些成就，”
孙主任喘了口气，平复了一下情绪，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平稳，却更显沉重，“不是为了让你们陶醉，而是为了让你们明白，现代化之路，我们刚刚起步，步履维艰，成果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