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栋的排在十一月中旬被编入了马辰防线的核心正面——巴里托河弯道阵地。
他的连队自从雨季反击以来就几乎天天在接触线上跟爪哇步兵和廓尔喀侦察兵纠缠。
他左手虎口的旧伤在十一月的一次白刃战中又裂开了，碘酒擦到一半就被炮火震掉了瓶子，也没再包扎。
每天早上都有新弹坑要填，每天晚上都少几个名字。
他亲手埋葬的人是十一月中死在他阵地左侧的。
那个兵叫阿成，十六岁，入伍才两个月。
来自卡普阿斯河下游的一个小渔村，家里是打鱼的，父亲给黄汉生的地道工程撑过独木舟。
阿成本来在后勤帮忙搬弹药箱，上个月主动要求到前线，因为他哥在马辰外围反击战时战死了，死前是机枪副射手。
阿成说他能顶他哥的位置，林国栋问他会不会打机枪，他说不会，但可以学。
还没学会，一颗爪哇军队的迫击炮弹落在他换弹链时所在的散兵坑，整个散兵坑被炸塌了。
林国栋爬过去时，泥土还在往下掉。他把阿成从土里刨出来，那张脸的嘴角还有早上吃压缩饼干时的饼干渣。
林国栋在他坟前放了一块扁平的河石，用刺刀刻了一行字：“阿成，十六岁，守住了他的阵地。”
他站起来，看着身后那几个刚从那轮重炮中爬出来的兵，说道：“弟兄们，战斗还没有结束。”
战场的残酷，更多的体现在战地医院，沈青苗的医院整个十一月都处于饱和状态。
饱和不是修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
走廊、院子、甚至任何角落的地上都躺满了伤兵。
她的手术台从早到晚没有空过，骨锯的刀片替换频率高到让后勤专门派了一个人坐在手术室门口递刀片。
血浆在上旬，短短十多天就用完了，她用生理盐水代替。
生理盐水用完以后，她用煮过的河水。后来河对岸也落了炮，担架兵出去取水需要等炮击间隙。
她的日记里只写了一行字：“今天，我做了四十次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是判一个人死刑。”
十一月中旬，情况突然好转。
许三连着三次从丛林深处返回坤甸，每次都在夜间把缴获的药品放在医院后门口。
没办法，这玩意也不能托人，别人可没有他的空间，能随意存储东西。
第一次是十个帆布军用医疗挎包，里面装着美军标准的吗啡针剂和磺胺粉，挎包表面还沾着没擦干净的炭灰。
第二次是满满十几个背包日军野战医院的瓶装葡萄糖注射液和绷带，葡萄糖瓶的胶塞上印着英语和日语两种语言的标签。
第三次，他在医院后面的地道口放了六箱奎宁、四箱止血粉。令人惊叹的是，居然还有十多个冷藏箱，里面放满了血浆袋，上面英文标明了血型等参数。
沈青苗惊叹，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弄来的？
本来她想去谢谢送药的人，但却没有机会，被守卫告知，那人从车上搬下东西就走了。
连个谢字都没说，沈青苗觉得很内疚，她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字，“虽然没有看到是谁送的，但肯定是之前那位大叔，他对我们医院的帮助这么大，我居然没有端碗水给他喝，没有说一个谢字。他的药让我们迅速的救治了十几个危重伤员，随后又得以救治了四十多为继续药物的伤员。他虽然没有在前线打仗，但他的功勋却不逊色于任何的士兵。”
别看联军在天空和人数上有着绝对的优势，他们把婆罗洲军打的很苦。
但实际上他们有苦自知，因为他们比对手更苦，他们的伤亡也远大于守军，这是战前万万没有想到的，甚至最核心，最嫡系的米国本土军队，也同样面临崩溃的危险。
汤姆在十一月中旬随米军第十空降师的一支尖刀连队冲进了巴里托河上游一个被婆罗洲军队弃守的据点。
连长说这是过去二十四小时内联军攻下的第四座敌军据点。
接着说，上头命令继续推进，下一个目标是一座标高二八零的制高点。
汤姆的战友托尼·马尔凯蒂，一个宾夕法尼亚州来的意大利裔小伙，在冲锋时踩到了一枚木壳雷。
踏板触发时过了零点几秒药室才被引爆，冲击和破片把他的双腿从膝盖以下截断了将近八英寸。双腿断面不是被炸断的，是被爆轰环沿着胫骨和腓骨的横截面整齐撕开的。
汤普森是第一个跑到他身边的。托尼还没有马上死，他躺在地上，那双腿只剩大腿中段以下不到三分之一有皮肤包裹，胫骨残端戳出皮肤，粉白碎骨嵌在泥里。双眼睁得很大，瞳孔没有涣散。他说：“汤姆，我好冷，我好冷......”
这是热带雨林，阳光明媚，但流干了血的托尼却被寒冷所笼罩。
汤姆握着他的手，说道：“医务兵马上就来，等下你就不冷了。”
然后翻开他的急救包，拿出里面的吗啡针就扎进他的大腿，但已经为时已晚。
托尼已经咽气了，他死前还一直在唠叨，“我保卫了国家，我保卫了国家，告诉我的妈妈......”
直到最后，他那双浅褐色的眼睛还睁着，虹膜蒙上了一层类似尘土的灰膜，汤姆替他把眼睛阖上了。
只是他陷入了迷茫，我们保卫了国家吗？这里离我们的国家万里之遥，这里没有一个和我们长得一样的族人，我们为什么这么拼命的进攻这里？
十一月之后他再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保家卫国”这个词。
旱季联军的伤亡在持续上升，每一波进攻都在阵地上留下更多尸体。
恐惧和仇恨在尸体堆上发酵，发酵后的恐惧和仇恨被转移到每一个能找到的土著村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