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线因为刘青峰的强制疗养，李诗羽继续领导这边的特战小队。
就在九月上旬，他和阿贡领着林国栋的清剿小队咬掉了一个日军前哨站。
那个前哨站设在马哈坎河一条支流拐弯处的废弃伐木营地中，守卫约四十人，负责为山田的后撤路线掩护侧翼。
阿贡在动手之前沿着营地外围摸了一圈，用手势从三个不同方向标出了哨兵轮换的规律和地面陷坑的位置。
他退回来时李诗羽注意到他没有走原路，那表示他发现了新的东西。
“陷阱改了。”阿贡用手语比划。“他们昨晚新布了两道绊索地雷，在平时换岗的那条小路上。”
李诗羽也随即调整了突击路线。
林国栋带突击组从新路线插进去后击毙了十多名敌军，剩下的日军退进了一座木结构的伐木仓库，用沙袋堵住门口，从里面向外射击。
林国栋从侧翼迅速穿插到仓库背后，用手榴弹炸开了木墙。
他的士兵冲进去时，最后几名日军正在往嘴里塞手雷，不是要同归于尽，是想用嘴巴拉了引信。
特种旅队员没给他们机会，上去一人补了一刀，动作快得像在杀鱼。
阿贡在尸体堆里找到了一名重伤未死的日军军曹。
他蹲下，用军曹能听懂的简单马来语，对着他那张因失血过多而惨白的脸慢慢说：“你们在卡普阿斯河上游烧了十七个村庄。我是其中一个村庄的猎人。我家六口人，只剩我和弟弟。”
说完后，用匕首，慢慢的推进他的喉咙。
等军曹咽气后，他用刀在枪托上又刻了一条线。
然后他们继续往下一个前哨站。
林国栋在打扫战场时看到那面写着“血债血偿”的木牌还钉在营区一侧入口的树上，字迹已经褪色，应该是之前许三曾经来过这一带时留下的。
木牌没有腐烂，显然有人在雨季中用油布裹过。
李诗羽从那块木牌旁边走过时只瞥了一眼，轻声道，“留着它。”
林国栋问：“不换新的？”
“它还挺好的，不用换。”李诗羽说道，一边把枪带收紧。
特战旅对许三的崇拜是没有理由的，许三留的一些招牌，只要他们发现，哪怕是敌人破坏了，他们有机会就又会将它们恢复，为此还会把周边的敌人清除。
鬼子发现了这个规律后，索性就留着许三的那些牌子，就比如这块。
雨季中的日军营地已经变成了泥沼和恐惧的混合体。
补给被切断以后口粮削减到每天一包块状干粮，疟疾感染率超过六成，弹药受潮到步枪需要用刺刀清枪膛才能装弹。
但山田在意的问题只有一件：他的士兵正在以小队为单位失踪。不是一个两个，是每次出去一个小队，回来一半不到，有时候一个都不回来。
自己的队伍被针对了，这很烦恼。
他亲自去看了几处失踪现场，每一处都留下了相同的标记，用血写在树干上或刻在弹药箱残骸上的文字，汉字的书法不对，不是中国人的笔顺，更像一个把中文当作第二语言的人拿橡胶棕刷沾了血渍写出来的。
每根竖笔都很潦草，撇太短捺太长，都是四个字——“血债血偿”。
今天，山田蹲在那棵被写了字的榴莲树前面，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蹭了一下那些字迹。
血已经干了，在树皮纹理里凝成暗褐色的裂痕。
雨季的雨水冲刷了不知道多少次，但那些字还在。
他站起来，脸部扭曲，还带着一股冷笑，对身后的松本说：“继续清理村庄，加快速度，我就不信这些刁民能翻天。”
松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从四月到现在已经执行了无数次这样的命令，清理了两个不同流域的土著聚居区，焚烧的茅屋数量足够铺满整个巴厘巴板港区。
他发现山田在下令“加快”时，眼睛不是看着那些字迹，而是越过树冠，投向远方那片灰蒙蒙的雨幕，像是想透过雨幕看到那个留下字迹的人。
他知道山田最喜欢的就是以杀止杀，就好像比赛，谁能活到最后。
他总是乐此不疲，这是一个典型的战争疯子。
“他喜欢惩罚，”山田边走回营地对松本说，“我就给他更多需要惩罚的理由，他不可能同时打所有地方，他毕竟只是一个人。一个人能杀多少？杀到最后他自己也会怀疑自己，我要让他杀到手软。”
他说的就是许三，因为经过米国人的分析，近期那些丢失东西，袭杀小队的事情，应该都是许三干的，或者他带人干的。
他们分析了很多案情，再结合以前他们和许三战斗时的案综，有着惊人的相似。
从这个角度来看，许三也只是人，不是神，他不能总是变换不同的手段去做事。
但山田这个变态，也不知道害怕是什么。
特别是在公开场合，从未在任何部下面前流露出恐惧。
他每天晚上照常巡视营地、签署军纪处分，偶尔训斥下级军官时把手套甩在桌上发表一通狂热演说，“这片丛林里只有一种法则：谁的刀快，谁就是正义。”
但每天凌晨三点他会准时醒来，躺在地铺上睁着眼，盯着帐篷顶听着外面每一滴雨敲打帆布的声音。
他的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上膛，保险开着。
所以，他并不是不怕死。
巡逻队的死伤数字继续增加。
到九月中旬，东线日军因为雨季疾病和许三的持续猎杀，实际能作战的人数已经从四月满编后的两万三千下降到不足七千。
补给车队仍然过不来，刘青峰的特种旅在马哈坎河沿线设置了超过二十个固定伏击点，雨季中任何试图在泥泞中行进的辎重车都会被沿途挨个点名。
新增援的两万日军还没有登船，但山田已经在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