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上午九点半，市长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叩响。
秘书小陈推门进来：“林市长，史书记来了，还有……碧波潭陈老板的爱人。”
林东凡从文件堆里抬起头：“请进来。”
先进来的是史连堂，脸色凝重。
跟在他身后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牵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女人叫杨晓菊，穿着朴素，眼睛红肿得厉害，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惶恐。小女孩紧紧攥着妈妈的手，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办公室。
“林市长，这就是陈老板的爱人杨晓菊，这是她女儿妞妞。”史连堂介绍道。
杨晓菊低着头，声音发颤：“林市长好……”
妞妞也小声跟着说：“市长叔叔好。”
林东凡站起身，从办公桌后绕出来：“嫂子，妞妞，坐吧。”他指了指会客区的沙发，又对小陈说：“倒两杯温水，再拿点饼干过来。”
这平和的语气让杨晓菊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些。
她拉着女儿在沙发边缘坐下，只坐了半边，双手死死攥在一起，指关节都泛白了。
林东凡在对面单人沙发坐下，没有立刻问话。
而是先从小陈端来的盘子里拿起一块饼干，递给妞妞：“妞妞饿不饿？先吃点东西。”
妞妞抬头看看妈妈。
见杨晓菊点头，这才怯生生地接过饼干，小声说：“谢谢叔叔。”
“不客气。”林东凡这才看向杨晓菊：“嫂子，家里的事我听说了。节哀顺变。”
这句话像打开了闸门，杨晓菊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
她用手背胡乱抹着脸，哽咽道：“林市长，我男人他……他死得太冤了……”
“我知道。”林东凡把纸巾盒推过去：“所以才请你来，想听听具体情况。你说，我听着。”
杨晓菊深吸一口气，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
从袁本忠第一次去钓场钓鱼，到断竿发火，到丈夫下跪送礼，再到钓场被查封、丈夫被打、最后跳河……
说到丈夫被打那段，她浑身发抖。
“我男人回来的时候，身上全是伤。我问他是谁打的，他死活不说，就说‘惹不起’。那天晚上他一夜没睡，就坐在床上抽烟，一根接一根……”
林东凡安静听着，偶尔问一两个细节。
史连堂在旁边快速记录，眉头越皱越紧。
“你丈夫被打那天，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林东凡问。
杨晓菊抹了把眼泪：“他……他手机里有录音。他出门前跟我说，要是他两个小时没回来，就让我报警。我怕出事，让他把手机录音开着……”
“手机现在在哪儿？”林东凡问。
“被派出所收走了。”杨晓菊进一步解释：“说是要做证据，一直没还给我。我去要过几次，他们都说还在调查，让我等。”
史连堂立刻掏出手机：“我马上通知下去，协调调取。”
林东凡点点头，又问杨晓菊：“袁局长经常去你们钓场，除了钓鱼，还做什么？见过什么人？”
杨晓菊想了想：“袁局长每次来，基本都是跟苏总一起。就是绿野园林的苏庆余，赵氏集团那个女婿。有时候也带其他老板来，他们钓完鱼就在空调房里打牌、吃饭，一待就是大半天，神经秘兮兮的。”
“他们谈什么，你听到过吗？”
“我……我不敢听。”
杨晓菊低下头：“有几次送菜进去，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地块、项目、容积率……还有数字，几十万几百万的。我男人不让我多待，说知道多了没好处。”
林东凡沉吟片刻，继续问：“袁局长在你们钓场消费，怎么结账？”
“从来不结现金。”
杨晓菊道：“都是挂账，让苏总结。钓鱼费、饭钱、烟酒钱，都记在苏总账上。我男人说，袁局长在吴州好多地方都这样，从来不自己掏钱。”
“市长，你看看这个。”
林东凡正要再问，史连堂递上了一份初步调查报告。
随便看两眼。
东凡的脸色就沉了下来，令市长办公室的气氛都有些压抑。
杨晓菊坐在沙发上，始终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
她身旁的小女儿妞妞，也学着妈妈的样子，小手抓着妈妈的裤子，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
林东凡放下手里的材料。
“嫂子。”林东凡声音温和：“你丈夫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你放心，这件事一定会查清楚。”
杨晓菊抬起头，眼眶红肿：“林市长，我男人他……他老实了一辈子，从来不敢得罪人。那个袁局长，我们真的惹不起……”
“没有什么惹不起的。”林东凡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办公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话说得掷地有声，但杨晓菊脸上却没有多少信心。
她来市政府上访过三次，第一次是被劝回去“等通知”，第二次是被告知“正在调查”，第三次干脆连门都没进去。
要不是今天史书记亲自去接她，她可能还在信访办门口坐着。
“林市长……”杨晓菊颤抖着手，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个塑料袋：“这是我男人……最后留下的东西。”
塑料袋里是几样零碎物件：
一部旧手机，屏幕已经摔裂了；一个皱巴巴的香烟盒；还有几张撕碎的纸片，边缘参差不齐，像是从本子上匆忙撕下来的。
“这是……”史连堂接过塑料袋。
“手机是他那天出门带的，回来时屏幕就碎了。”杨晓菊说：“香烟盒是他常抽的牌子，里面……里面有几张纸条。”
史连堂小心地打开香烟盒。
里面没有烟，只有三张叠成小方块的纸条。他展开第一张，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串数字：“3.18-苏-8000”。
第二张写着：“4.23-李-5000”。
第三张只有两个字：“袁-鱼”。
“这是什么意思？”林东凡问。
杨晓菊摇摇头：“我不知道。我男人他……他没什么文化，记账都是随便记。这些数字，可能是钓场的收入，也可能是欠账。他以前跟我说过，有些老板来钓鱼不给现钱，都是记账，年底一起结。”
她指着“袁-鱼”那张纸条：“这个袁，应该就是袁局长。他每次来钓完鱼，都不给钱，就说记在苏总账上。我男人不敢要，就只能记下来。”
史连堂仔细看着那几张纸条，眉头微皱：“这些信息太零碎了。日期、姓氏、金额，没有任何具体说明，无法列为证据。”
杨晓菊哽咽道：“我男人他胆子小，从来不敢得罪人。那个袁局长每次来，他都吓得说话都结巴。有次袁局长喝多了，在空调房里摔杯子，我男人吓得一晚上没睡着……他怎么可能敢留什么证据？”
林东凡沉默了。
是啊，一个老实巴交的钓场老板，面对国土局副局长这样的实权人物，除了忍气吞声，还能做什么？
林东凡郑重其事地安慰道：“这些材料我们先收下，你放心，你丈夫的案子，我们一定会查到底。”
杨晓菊的眼泪又下来了：“林市长，我不求别的，就求个公道。我男人不能白死……”
“不会白死。”林东凡说：“我向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