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六月，洛阳。李宇轩蹲在大队长官邸门口的台阶上，军装扣得严严实实，领口勒得脖子发痒。腰上那把皇太极的刀没了——上个月抵给戴笠了，换了三百支汉阳造和四十箱手榴弹，从十九路军手里倒过来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进去。
大队长坐在藤椅上喝白开水。桌上搁着一碟花生米，剿共战报压在茶杯底下。
“少东家。”
“说。”
“我想去上海。”
大队长把战报从茶杯底下抽出来，看了他一眼。“上海没有匪。”
“有，地下党。少东家说过，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能光在江西安，上海是全国的财源。财源稳了，前线才稳。”
大队长端起白开水喝了一口。
李宇轩站得笔直。这话是大队长自己说过的，他一个字没改，重新拼了一遍。
“景诚。”大队长把杯子放下，“你是嫌洛阳太闷。”
“是。但我也确实想去替少东家看着上海。”
大队长靠在椅背上，看了他好一会儿。
“去吧。记住，你是去剿匪的。”
“是。”
出了官邸，副官在门口等着。
“师座，校长准了？”
“准了。”
“咱真去上海剿匪？”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上海没有匪。”
“那咱去干什么？”
“找匪，找不着就造匪，造不出来就查税。”
副官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后来这句话在警卫第三师内部传开了。张灵甫听了，跟胡琏说师座这话听着像土匪说的。胡琏说不是像，就是。
六月下旬，上海闸北。
一栋灰扑扑的小洋楼门口挂上了新牌子——“上海特别市剿匪司令部”。字是魏碑体，漆得锃亮。附近卖生煎的老刘头路过，歪着脑袋看了半天，回头跟修鞋的老赵说：“又来一个吃闲饭的。”
老赵嘴里叼着钉子，含含糊糊回了句：“比上一个牌子大。”
李宇轩住进去头一天，把张灵甫、胡琏、李弥叫到二楼，窗户全关上。
“从今天起，上海所有码头、仓库、商铺，重新核定税额。”
张灵甫愣了一下。“师座，咱不是来——”
“税就是剿匪。剿匪要钱，钱从税来。”李宇轩把一张上海地图铺在桌上，手指头点在十六铺码头，“原来交一百的，现在交一百五。原来交一千的，现在交两千。”
胡琏皱了皱眉头。“师座，上海的商人去年刚搞了个废止内战大同盟，七十二家商会联名。咱们这么搞，他们肯定要闹。”
“闹？”李宇轩坐下来，翘起腿，“告诉他们，这钱是校长剿共花的。敢闹就是反对剿共。反对剿共就是通共。通了共，我就能名正言顺查他们的账。”
李弥第一个笑出声。“师座，您这逻辑，闭环了。”
“还有。”李宇轩补了一句，“孔祥熙那边我打过招呼了。收上来的税，三成归财政部，三成归校长，剩下的归我们。”
胡琏恍然大悟。“怪不得您敢这么干。”
“不这么干，孔祥熙凭什么让我在上海收税？这是分赃，不是抢。”
戴笠凑过来，小声问：“老大，那我呢？”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你拿一成。”
戴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谢谢老大！以后上刀山下火海，我戴雨农在所不辞！”
李宇轩白了他一眼。"少废话。下个月再给我弄两百支汉阳造。"
接下来的两个月，十六铺码头的货主们见识了一样东西——一个姓刘的湖南兵。
这个湖南兵是张灵甫从师部挑了三天挑出来的。挑的不是谁写字好，是挑谁写字慢。姓刘的湖南兵写字一笔一划，一辆货车的货单能写一刻钟。态度还特别好，逢人就解释：“长官说了，字写不清楚，回头账对不上，要挨板子的。”
第三天中午，永安公司的郭经理站在码头边上，看着自己的三车洋布在太阳底下晒着。其中一车是英国进口的细呢料，晒过头要褪色。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扭头问副手：“那个剿匪司令部在哪儿？”
郭经理在司令部门口等了四十分钟。
李宇轩从楼上下来的时候，郭经理的衬衫后背已经湿透了。
“李师长，我那批布——”
“什么布？”
“洋布。英国货。在码头晒了两天了——”
“那你就提啊。”
“登记……”
“登记是为了规范税收，规范税收是为了支持剿共。郭经理，你不想支持剿共？”
郭经理的额头又开始冒汗。“想。想支持。但能不能先提货，税的事——”
“可以。”李宇轩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推过去，“每车货一块钱通关服务费。包月八折。”
郭经理看着那张价目表，嘴唇哆嗦了半天。比原来交给码头稽查的喝茶钱贵了三成。但比货烂在码头便宜。
“我交。”
消息传出去，第二天码头上排队的货主少了一大半。全去交钱了。
李弥蹲在二楼窗户边上，嗑着瓜子往下看。楼底下商人们排着队交钱，秩序比银行柜台还整齐。
“师座，您这比杜老板收保护费还狠。”
“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杜月笙收钱是为自己。我收钱是为校长。”
“那不都是收钱吗？”
“他能说自己是奉校长之命收的吗？”
李弥想了想，把瓜子皮吐到窗外。“也是。”
七月里的一天下午，杜公馆派人来递帖子。杜月笙请吃饭。
李宇轩看完帖子，跟戴笠说：“去。”
晚上六点，杜公馆。菜是本帮菜，杜月笙比李宇轩想象中瘦，颧骨高，眼窝深，看人的时候眼珠子不动，像在称斤两。
酒过三巡，杜月笙把筷子搁下了。
“李师长，听说你在码头上设了卡子。”
“是。”
“码头上有些生意，是我杜某人的朋友在做。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李宇轩也把筷子搁下了。“杜老板的朋友，打八折。”
杜月笙一愣。“那要是我自己的生意呢？”
“打五折。”
杜月笙更愣了。“为什么我的生意反而更便宜？”
李宇轩一本正经地看着他：“因为我怕你派斧头帮砍我。”
屋子里安静了三秒钟。
杜月笙忽然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拍着桌子，把酒杯都震倒了。
“李师长，你这个人，太有意思了。别人都怕我，只有你，怕得这么实在。”
李宇轩端起酒杯。“实话。杜老板的斧头在上海滩什么分量，我心里有数。我能跟别人耍横，跟杜老板不行。所以杜老板的生意，必须最便宜。”
杜月笙收了笑，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端起酒杯，碰了一下。
“好。李师长这个朋友，我交了。”
从杜公馆出来，夜风一吹，戴笠低声问：“师座，您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演的？”
李宇轩钻进汽车，把车窗摇下来。“半真半演。”
“哪一半是真的？”
“怕他派斧头帮砍我是真的。剩下的是演的。”
戴笠沉默了一会儿。“师座，您这实话实说的本事，一般人学不来。”
“废话。一般人敢跟杜月笙说实话吗？说实话的前提是，你得让他觉得你说实话是因为拿他当朋友。拿他当朋友的前提是，你得先让他笑。”
八月十二号。
十七个商会的代表堵在剿匪司令部门口。领头的姓周，做粮食生意的，在上海滩算有头有脸。白布横幅，黑字——“苛税猛于虎”。
周老板站在台阶上，整了整领带，清了清嗓子。
“各位同胞！各位父老乡亲！”
台下十七个代表安静下来。
“苛税猛于虎啊！去年长江大水，民不聊生，今年李师长又加税，我们这些小商人，活不下去了啊！”
他讲了足足一刻钟。从《南京条约》说到关税自主，从民生凋敝说到苛政如虎，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台下的代表们纷纷鼓掌。
李宇轩靠在门框上，抽完了一根烟，才慢悠悠走过去。
“周老板，讲完了？”
“讲完了。”
“那我问你，去年长江大水，你的粮行涨了多少？”
周老板的脸僵了一下。“没、没涨多少……”
“没涨多少是多少？”李宇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开，“七月一号，大米从一块二涨到三块五。七月五号，涨到四块。七月十号，涨到五块。没错吧？”
周老板腿一软，扶住了旁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