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脏水
流言是从一个寻常的周二开始发酵的。
那天早自习，姜棠屿走进教室的时候就察觉到气氛不对。不是那种摆在明面上的剑拔弩张——朗读声照常响着，值日生照常在擦黑板，周蔓照常趴在桌上抄昨晚忘写的英语作业。但空气里有一种微妙的电流，像夏日暴雨前低垂的云层，还没有雷声，但所有人都知道要来了。
她穿过课桌间的过道，捕捉到几个关键词。是从不同方向传来的，像拼图的碎片——“钱丢了……”“……一千多块……”“就放在抽屉里，体育课回来就没了……”然后是一个更轻的声音，轻得像针尖划过玻璃：“有人说是他拿的。”
不必说是谁。
姜棠屿的脚步没有停，但她的目光已经飞向了最后一排靠墙角的位置。孟贺在，低着头看书，校服拉链拉到下巴，刘海遮住眉眼。和昨天一样，和前天一样，和每一天一样。看不出任何异常。
但那种“看不出异常”本身就是异常。
这个世界对他从来不友好。不友好的意思是，当一盆脏水泼过来的时候，没有人会先问“是不是你”——因为所有人都默认，脏水就应该是他的。
姜棠屿坐到自己座位上，周蔓立刻凑过来，课本竖起来挡住脸，声音压到最低：“棠屿，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
“四班的刘洋，就是之前被孟贺按在墙上那个——昨天体育课的时候，他放在教室抽屉里的一千二百块钱不见了。”周蔓的语速很快，带着一种传递秘密的兴奋，“他说那天只有一个人没上体育课。你知道是谁。”
姜棠屿把英语课本从书包里抽出来，放在桌上。动作很平，但周蔓注意到她翻书的那只手顿了一下。
“所以呢，”姜棠屿说，“他有证据吗。”
“他说有人看见孟贺午休的时候从四班教室门口经过。”
“从门口经过就是偷东西？那我每天从办公室门口经过，我是不是偷了陈老师的教案。”
周蔓被噎了一下，讪讪地缩回去：“我又不是说他偷的，我这不是转述嘛。”
姜棠屿没再说话。她翻开英语课本，盯着课本上密密麻麻的单词，一个字母都读不进去。她想起上周在河堤边，孟贺说“这一次算轻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父亲的暴力当成某种可量化的数据。那时候她只觉得心疼。但现在她忽然明白了另一层意思——他对污名也早已习惯了。那些不需要证据的指控、不需要审判的定罪，和那些从楼梯上丢下来的书包一样，都是“轻的”。
早自习还没结束，事情就开始发酵了。
第二节下课后，四班的几个人出现在高二三班门口。领头的是刘洋本人，一米八的大个子，校服敞着穿，露出里面的潮牌卫衣。他家在县城开了两家建材店，是那种在学生时代就因为“家里有点钱”而自动获得某种话语权的人。
“孟贺呢？”他站在门口，目光越过教室里零散的同学，直接锁定最后一排角落，“出来一下。”
孟贺没有动。他甚至没有抬头，手指按在课本边缘，继续看他的书，像是门口的热闹与他毫无关系。
刘洋的脸色变了。在这么多人面前被无视，对一个习惯了被捧着的男生来说，是比被打一顿更难以忍受的羞辱。他三步并两步走进教室，一巴掌拍在孟贺的课桌上。课本震了一下，笔滚落在地，发出一声清脆的弹跳声，“啪”地摔到姜棠屿椅子腿旁边。
“我跟你说话呢。”
孟贺抬起头。
他没有站起来，没有握拳，没有任何攻击性的姿态。他只是抬起头，用那双深黑色的眼睛看着刘洋。姜棠屿从侧面看过去，能看见他的睫毛在眼睑下投出一小片阴影，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是那种她在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看到过的神态——隔着一层玻璃看人，把一切拒之门外。
但这一次，玻璃上有了一道新的裂纹。他嘴角那道才结痂的伤口还在，是周五那场冲突留下的痕迹，被正好从走廊窗户照进来的阳光照得分外清晰。
刘洋显然看到了那道伤，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厌恶，还带了一点居高临下的嫌弃：“你还真能装，从小偷家出来的，果然——”
他的话音在“果然”后面顿住了。让他顿住的，不是有人拦住了他，而是一个坐在前排靠窗位置的女生，正蹲在地上捡那支滚落的笔。
姜棠屿站起来，把笔放在孟贺桌上，然后转过身，看着刘洋。
两个班级的人在门口围了一小圈，走廊上还有路过的同学停下来看热闹。姜棠屿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黏在她身上，和那天食堂里一模一样。但这一次她没有腿抖。
“你说他偷钱，”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有证据吗。”
刘洋皱着眉看了她一眼，显然没想到会有人半路杀出来。在他的预设里，他来找孟贺，孟贺要么打他要么认怂，不管哪种结局都不会有人站出来为一个“怪人”说话。可这个转学不到一个月的女的，怎么哪儿都有她。
“当然有，”刘洋从裤兜里掏出一个东西，往桌上一拍，“他手机里有钱吧？孟贺，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短信看看余额。你这种连饭都快吃不起的人，哪来的钱充话费？”
孟贺低头看了一眼那个东西——是一个手机充电器，被摔裂了一个角，用黑色胶布缠着。不是他的。但姜棠屿从他的表情里读到了一个她不想读到的信息：他知道这是什么，甚至，他知道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仍然没有解释。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沉默得像一座结了冰的湖。
周围的人开始窃窃私语，那些声音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他怎么不说话？”“心里有鬼呗。”“听说他爸就是个酒鬼，那种人家里出来的能有什么好东西。”“一千二百块，够他活多久了。”
姜棠屿垂下眼睛，看到孟贺放在桌面上的那只手。手背上图书馆擦伤的旧痕已经淡了，手腕上被绳子勒过的淤青还没有完全消退。此刻那只手没有握拳，也没有发抖，只是安静地按着课本的封面。但她注意到，他压住的那个位置，是课本下面露出的一截旧笔记本——那个角上沾了一点暗红色的印记，不是墨水，不是颜料。
她没有声张，只是默默记住了那个位置。
“刘洋你够了。”周蔓突然站起来，把手里啃了一半的苹果往桌上一放，音量拔高了八度，“我真服了，你这么大个子拦在人家班门口闹，不去找老师不去查监控，就凭着主观臆断指鼻子骂人，你不觉得很滑稽吗？”
“我们班没监控。”刘洋说，“教室监控坏了两个星期了。”
“那你不就是死无对证？”
“用不着监控。除了他还能有谁？全校谁不知道他家——”刘洋住了口，但那个停顿充满了暗示性的恶意。
“他家什么？”姜棠屿问。很轻，很平。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不依不饶的紧绷。
刘洋没有再往下说，大概是被这两个女生的阵仗吓到了。他看了一眼孟贺，那个从头到尾一言不发的人，然后笑了一声，那种笑比谩骂更难听——是轻蔑，是不屑，是“你这种人连让我生气的资格都没有”。
“算了，当我倒霉。反正一千二也不多，就当喂了狗。但你记住，孟贺。”他退后两步，用食指点了点那个人，又点了点姜棠屿，“你记住。”
然后他走了。围观的人慢慢散去。教室里的空气却并没有复原，像是被搅浑的池塘，浑浊还在水里蔓延。几个人经过孟贺座位旁边的时候故意绕开了一大圈，像是他身上带着什么传染病。
姜棠屿在孟贺座位旁站了很久。她想说什么，但他从她手里拿回了那支笔以后，就再也没有抬头。他甚至没有对她说“谢谢”或者“你走吧”。他只是翻开课本，继续看，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那种沉默比刘洋的谩骂更让她难受。因为刘洋的谩骂是吼出来的，是脏水，一看就是脏的。而他的沉默，是把脏水全都咽下去，然后对所有人说：我不配被澄清。
午休的铃响了以后，姜棠屿没有去图书馆。
她去了四班。
四班在走廊另一头，教室格局和三班差不多，只是黑板上方的国旗贴纸多了一道翘边，像是被什么东西刮过。教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在擦黑板。姜棠屿看到她胸牌上的名字：何晓文，四班学习委员。
“不好意思，我找一下你们班主任。”姜棠屿站在门口，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像是来办正事的。
“班主任不在，去开会了。”何晓文推了推眼镜，警惕地看着她，“你是三班的那个转学生吧？刚才是你在我们班门口——”
“是我。”姜棠屿走进教室，开门见山，“刘洋的钱是什么时候丢的？”
何晓文犹豫了一下。学习委员的职责让她不知道该不该把班级的丑闻告诉外人，但姜棠屿的表情让她觉得这个女生不是来八卦的。“昨天下午体育课的时候，”她最终说，“他放在书包里的，书包在抽屉里。体育课下课回来就发现钱没了。”
“谁跟他一起上的体育课？”
“全班都上了啊。”
“所有人都上了？”
何晓文愣了一下，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哦，有一个没上。林嘉仪请了假，说肚子疼，去医务室了。但她是女生啊，而且她家里又不缺钱——”
“那除了请假的人呢？有没有人上课中途离开过？”
何晓文把粉笔放在黑板槽里，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她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像是在犹豫该不该说。
“中途离开过的……不止一个人，”她压低声音，“体育课是马老师带，他管得松，男生去打篮球的中途去小卖部买水很正常。但是刘洋说有人中途离开以后就没回来，一直到下课才出现。而且那个人不是我们班的，是在操场边上坐着看书，后来就不见了。”
“是孟贺？”姜棠屿的声音很稳。
何晓文点了点头，然后马上补充：“但我不觉得是他偷的。”
姜棠屿抬起头。
“我跟他初中就是同学，”何晓文说，推了推滑下鼻梁的眼镜，“他那时候不这样。初一的时候他成绩好，人也正常，虽然不是那种很能聊的，但至少问他题目他会教。后来初二下学期他妈出事，他才开始不说话的。但他从来不拿别人东西。有一次我文具盒掉地上摔开了，笔滚了一地，他帮我一枝一枝捡起来，他自己不买彩笔，只有黑色，但还专门帮我挑出那几枝彩色的放在盒子里。我不是帮他说话，”她加重了语气，“我只是觉得，刘洋那种人，他自己把钱花光了不敢跟家里交代就赖给别人。这种事他干过不止一次。”
姜棠屿沉默了几秒。她想起刘洋把那个摔裂的充电器拍在桌上的动作，想起孟贺看到那个充电器时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某种微妙的、被触碰到了什么的沉默。那个充电器的主人是孟贺。但那个东西出现在刘洋手里的时机，不是偶然。
“刘洋是不是跟孟贺有过节？”
何晓文犹豫了一下，最终压低声音：“不只是按在墙上那一次。去年元旦晚会，刘洋当着全年级的面学孟贺说话，把一瓶水倒在他头上。你知道孟贺什么反应吗？他连躲都没躲，就那么站着让水顺着脸流。后来他自己去操场坐到天黑。”
姜棠屿感觉自己的指甲掐进了掌心的肉里。她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缓缓吐出来，然后说：“体育课中间离开的人，除了孟贺，还有谁？”
“刘洋自己是其中一波。他们半场休息时去了小卖部，好几个人可以作证。”何晓文说，“还有一个，我看见的——许峰。你们三班的许峰，他跟刘洋是一块的，但他中途离开的时间最长。”
许峰。姜棠屿的后排，那个第一天就说孟贺“脑子不正常”、在食堂阴阳怪气说“有人脸皮比城墙还厚”的男生。她知道他和刘洋混一个圈子，但她没想到他会牵扯进这件事里。
“谢谢你。”姜棠屿站起来，“你跟我说这些，不怕被班里人说闲话？”
何晓文推了推眼镜，笑了，有一点腼腆，但很认真：“说实话怕。但我更怕冤枉错人。我妈是派出所的，教过我一句话——没有证据的怀疑叫猜测，有证据的怀疑才叫调查。他们都还在猜测，就认定是人家偷的。我说出来只是想让你知道。”
姜棠屿走出四班教室的时候，走廊里的穿堂风很凉。秋天了，梧桐叶子从窗户飘进来，落在水磨石地面上，被路过的学生踩碎，发出细微的咔嚓声。她在走廊中间站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从目睹流言发酵的全过程里抽离出来。
到目前为止，所有指向孟贺的指控都是间接的。他出现在了操场边缘；他中途离开了；他没有参加集体活动。但是没有人在意一件事——他有没有被看见进入四班教室？他手里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现金的东西？他身上有没有突然多出不属于一个连食堂吃饭都只点馒头和蛋花汤的学生的消费痕迹？
一个都没有。不是证据不足，是根本没有证据。而许峰，那个中途离开时间最长的人、和刘洋同一个圈子的人、第一天起就对孟贺心怀恶意的人——他有没有被问过哪怕一句？
答案她心里很清楚。不需要证据，孟贺本身就是靶子。在这个学校，在所有学校里，一个沉默的、穷的、没有父母保护的人，被拿来当替罪羊，是最不需要成本的事。
下午的课姜棠屿几乎没有听进去。她盯着黑板上的板书走神，脑子里反复回放何晓文的话，又想起孟贺桌面下那本旧笔记本上的暗红色印记。那个印记像是旧血，边缘发黄，已干涸很久。不是新鲜的，但在“他爸喝了酒就砸东西”的世界里，一切都能解释得通。
她偷偷往最后一排看了好几眼。孟贺依然坐在那里，从头到尾没有看过任何人。但有一瞬间，她从他的侧脸上看到了某种不一样的东西——他的嘴角那道结痂的伤口边缘，紧贴着创可贴下方，有一道旧伤。很细，很淡，颜色像褪了色的铁锈，如果不是坐得近、又刻意去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放学铃响了，教室里的椅子腿和地板摩擦出各种刺耳的声音。同学们收拾书包三三两两离开，姜棠屿留在座位上没有动，假装在整理笔记。
孟贺今天走得比平时还晚。等到所有值日生都擦完黑板，教室里空无一人的时候，他才站起来，背上那只断了一根背带又被重新绑好的书包，从后门走出去。
姜棠屿跟了上去。这一次她没有藏在拐角后面，而是直接走到了他身后。
走廊尽头的灯有一盏坏了，忽明忽暗，在他们头顶闪了两次，最终熄灭。整条走廊陷入一种昏沉的灰蓝色。窗外的天还没有完全黑，但光线已经开始不够用了。
“你为什么不解释？”
她问得很轻，轻到好像不是在对他说，而是自己在自言自语。
孟贺的脚步停住了。不是转身，只是停住。他站在走廊尽头，背对着她，影子被窗外剩余的天光拉成一道细长的剪影。
“解释有用吗。”他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语气和河堤边陈述父亲的家暴时一模一样——平的、冷的、放弃了所有反驳欲望的。
“有用。”姜棠屿说，“你跟他们说清楚，让大家知道事情不是那样的。至少会有一些人相信你。”
孟贺转过身来。他脸上的表情和她预料的不一样——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在看一个天真的孩子，用最笨拙的方式试图替他挡雨。房子塌了，她举起一把小花伞，想给他遮一遮。
“他们需要的是真相吗？”他看着她，声音很淡，“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结论。”
姜棠屿像被这句话钉在原地。
“真相是——我没拿。但这个真相太无聊了。不够精彩。没有人会传‘孟贺什么都没做，钱不是他拿的’。他们会传的是‘刘洋的钱被三班那个怪人偷了’。”他把“偷了”两个字说得很平，平得像是从词典里抄下来的释义，“结论已经有了。我解释不解释，它都在那里。”
“那你打算怎么办？就认了？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是小偷？”
沉默。
走廊尽头那盏坏掉的灯又闪了一次，微弱的电流声在头顶嗡嗡作响。
“我很小的时候，”他开口，声音比之前更轻，“我妈教过我一句话。”
他没有说下去。姜棠屿等了几秒，才发现他不是在留白，而是真的不打算说了。他转过身，把她一个人留在走廊里。
“什么话？”她对着他的背影。
他的脚步声停了半拍，但没有回答。
“孟贺，你妈妈跟你说了什么？”
他最终还是走了。灯光把他的影子和她的影子拉长，铺在黑暗的走廊地砖上，像两条永远无法交汇的河流。
姜棠屿站在走廊中间，攥紧了拳头。她在脑子里重新梳理所有的线索，一个画面忽然浮上来。刘洋说话的时候她站在孟贺课桌旁边，从他的角度往下看，能看到他桌上的所有东西。课本、笔记本、那个被用钝的铅笔头。还有一样东西，被压在课本下面，露出一角暗红色——那个旧笔记本。
她之前以为那本子是沾了血。但她在河堤边听他讲完母亲的故事以后，她知道他不是一个会随便让自己的血滴在本子上的人。他是一个会拿旧掉的笔记代替参考书省钱的人。这个每一点资源都紧着用的人不会让血浪费在一个本子上面。
那不是血。
是别的什么。旧的，暗红色的，某种早就干透了的印记。她想不到那是什么。但她的直觉告诉她，那个本子，和他沉默的原因有关。
她需要知道那个本子上写了什么。
但在这之前，她有一件更紧要的事要查清。如果孟贺不是小偷，那钱到底去了哪里？许峰在这件事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她掏出手机，打开通讯录。通讯录里只有两个名字——爸爸，妈妈，还有刚刚加上不久的周蔓。她犹豫了一下，给何晓文发了一条短信，号码是临走前从四班通讯栏上记下来的。那一栏贴在教室后墙，写着班委联系方式，何晓文的手机号被标注成“学习委员：资料问题请联系”。
“何晓文，今天谢谢你。再问一个问题：许峰和刘洋是什么关系？”
她打完字把手机收起来，走出教学楼。操场上空无一人，保安还没有开始巡逻，整个学校安静得只剩风吹过梧桐叶的声响。那棵老梧桐在操场尽头的长椅旁，叶子正在一片接一片地变黄。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她停住了脚步。
校门外那盏路灯下，站着一小群人。她认出了其中的刘洋，也认出了许峰。他们还没有走，围在一起抽烟，烟头的红光在昏暗的暮色里忽明忽暗。书包搁在脚边，有人的背后还歪歪地靠着一辆电动车。
“那个转学生，”许峰的声音从人群里飘出来，带着笑腔，“脑子有病吧？一个劲儿往姓孟的身上贴。她是不是不知道那小子家里什么情况？”
“听说是省城来的大小姐，”另一个人附和，“没见过这样的人间惨剧，觉得新鲜呗。”
“新鲜，”刘洋哼笑了一声，“等她哪天被那小子盯上就新鲜了。你说他偷我钱，不会也在偷看她吧？”
一阵哄笑声在路灯下炸开。
姜棠屿站在校门内的阴影里，攥着书包带子。她不是什么圣女，这些话说得她心口发疼。一个女孩靠近一个“不正常的男生”，他们什么都不用说，只把她往某种暧昧又肮脏的方向推一推，就足够把两个人一起钉上耻辱柱。她感到一种比愤怒更复杂的情绪，从胃底一直涌上喉咙。但她忍住了，没有走出去。
因为她知道，如果她现在走出去，受辱的不只是她，还有他。他们会说“你看，那个女的又来替他出头了”。会把关于他的每一句下流猜测，都变成关于她的笑话。他不需要这个。她已经见过他在河堤上被风吹乱头发、说“你待在这里干什么”时沉默的样子。他的脏水够多了，她不能再泼一瓢。
手机震动了一下。何晓文回了消息。
“许峰家里开麻将馆的，和刘洋家店在同一条街。他们俩关系很铁，从小一起混那种。怎么了？”
姜棠屿看着屏幕上的字，手指停在键盘上方。从小一起混的。同一条街上长大的。家里有钱的和家里有社会资源的两家小孩，在县城的社交圈里天然地绑定在一起。
她回了一个谢谢，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她没有回家，而是拐进了学校后面的那条巷子。那天跟踪孟贺时走过的那条——窄巷、旧楼、路边堆着废弃的纸箱。空气中油炸食品和霉味混在一起，刚过晚餐的时间，巷子里到处飘着油烟。她凭着记忆拐了两个弯，找到了那栋红砖楼。二楼的窗户亮着灯，电视机的蓝光一晃一晃，偶尔有男人咳嗽的声音传下来。
她没有上去，只是站在楼门口，看着那个歪斜的信箱。她昨晚塞的那张便签纸还在不在？她踮起脚尖往里看了一眼——空的。便签纸被取走了。
是他拿的吗？还是那个男人撕了？
她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担心。但她更在意的不是便签纸的去向，而是昨天在楼门口翻捡杂物时看到的那本被撕烂的作业本。扉页上写着“一年级三班”，字迹稚嫩，是孟贺很小的时候写的。其中有一页被撕了一半，边角参差不齐，上面是一篇被水渍洇开的作文。
当时她没有仔细看，只是把作业本连同其他东西一起放进一个塑料袋里，搁在了楼梯间的角落。现在她重新蹲下来，在杂物堆里翻出了那个塑料袋，抽出那本作业本。借着远处路灯的微光，第一次认真读那篇被撕破的作文。
纸张已经发黄了，铅笔字迹被水泡过，有些地方模糊不清。但还是能辨认出大部分内容。是一篇看图写话。上面印着一幅图，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坐在海边看日落。孩子指着天边说了一句什么。配的文字只有一句话：
“……海为什么是橘色的？太阳掉进去，海就变成橘子色了。”
字迹稚嫩，歪歪扭扭，“橘”字还写错了，先是写成了“桔”，又擦掉重写，反复描了三四遍，把纸都描出了一个洞。洞的周围铅笔印子被蹭得晕开来，像一个小小的太阳——他在还不会正确表达的年纪里，笨拙地、一遍遍地描摹这个词。
姜棠屿蹲在昏暗的巷子里，把那页作文纸小心地从作业本上撕下来，折好，放进口袋。这是她今晚找到的答案。
他说所有的解释都没有人会听。但他在七岁的作文里就已经解释了一切——他没有偷任何东西的能力，因为他要偷的，从来都只是一个橘色的、温暖的、不可能再回来的世界。他妈妈留给他的不是海，是一个被人写成笑料的词。他把这个词藏起来，藏进画里，藏进铅笔芯磨钝的那一端，藏进所有人都看不见的那个带锁的天台。这些年他在防什么，在防谁，没有人问过。脏水来了，他只沉默地张开手，说：反正也洗不干净。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往巷子外走。口袋里那页作文纸贴着大腿外侧，发出轻微的窸窣声。出了老居民区，路灯变得亮堂起来。她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停在一个名字上。
何晓文。
她按下拨号键。几秒钟后那边接了起来，声音有些意外：“姜棠屿？怎么了？”
“晓文，我想请你帮忙查找一个东西——许峰的消费记录。”
电话那头的背景音从电视声变成了静音状态，大约是走到阳台或躲进了房间。“他在网上打麻将，经常换不同的平台，你可以去他家麻将馆附近的网吧问问。他每次都开会员。”
“你告诉我这些，不怕——”
“不用怕，”何晓文的声音很稳，那种稳是公安局家属耳濡目染出来的，“我只说了网吧，别的都是你自己查的。而且，我也告诉你过——没有证据的怀疑叫猜测。既然你有怀疑，就去把它变成证据。”
姜棠屿挂掉电话，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深吸一口气。
不远处那座跨河大桥上，车灯像一串流动的珍珠，从东到西，永不停歇。桥下面是那条她坐过的堤坝，河风吹了一整夜，把一个人的故事吹进了另一个人的骨血里。
她把口袋里的三样东西摸出来看了一遍——一张写着“明天的补课我会带橘子糖”、一张画着橘色大海、一张七岁作文纸的碎片，所有线索尽头都指向同一个人名。
然后她把它们重新放好，拉紧校服拉链，往回家的方向走去。
她做了一个决定。
周末，去许峰家麻将馆附近的网吧。
不是为了还孟贺一个清白——他大概根本不在乎这个。她做这件事，是为了让那篇被水渍洇开的作文，重新被人看见、被人相信。为了在所有人往他身上泼脏水的时候，有人蹲下来，一瓢一瓢地把他身边的水舀出去。
哪怕只有她一个人。
哪怕那些水永远都舀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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