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半，省版权局。
这是一栋有些年头的苏式红砖楼，坐落在老城区一条种满法国梧桐的僻静街道上。门口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竖牌子——“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
没有保安，只有传达室里一个穿着背心的老头，正把收音机的天线拉得老长，听着单田芳的评书。
黑色的桑塔纳2000缓缓停在路边的树荫下。
陈宇把座椅放倒，降下车窗，两条腿翘在仪表盘上，手里拿着一份刚买的《体坛周报》。
“远哥，我就不进去了。”
他拍了拍身下的真皮座椅，一脸警惕地盯着路边几个骑自行车的半大小子。
“这地儿没划停车位，我不放心。万一哪个没长眼的把咱们新车给划了，我得心疼死。我就在这儿盯着。”
张明远点了点头，推门下车。
他也乐得清静。这种机关单位，陈宇那种浑身江湖气的进去，除了惹眼，没半点好处。
走进大门，一股凉意袭来。
楼道里光线昏暗，地面是那种老式的水磨石，走上去“嗒嗒”作响。墙裙刷着绿漆，只有一米高，上面是大白墙，贴着几张泛黄的“打击盗版”宣传画。
整个楼里静悄悄的，只有知了在窗外不知疲倦地叫着。
张明远顺着指示牌，爬上二楼，在走廊尽头找到了“作品登记处”。
门半掩着。
他敲了敲门板。
“进。”
屋里传来一声慵懒的回应。
张明远推门进去。
办公室很大，摆着四张对向的木质办公桌，却只有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桌上堆满了牛皮纸档案袋，还有两个暖水瓶。
女人戴着套袖，手里织着一半的毛衣，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正对着一份报纸发呆。
听到动静，她从眼镜上方抬起眼皮，扫了张明远一眼，手里的毛衣针没停。
“干什么的？”
“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歌曲版权注册的事。”
张明远走到桌前，语气客气。
女人没说话，打量了张明远一眼后，用下巴指了指门口那张掉了漆的长条桌。
“单子在那儿，自己看。看明白了再来填表。”
张明远转过身，拿起桌上夹在玻璃板下面的一张《作品自愿登记说明》。
纸张已经发黄，边角卷曲，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铅字。
他在心里快速过了一遍流程。
2003年的版权登记，远没有后世那么便捷。没有网络上传，没有电子回执，一切都要靠纸质材料和人工审核。
申请书、权利保证书、作品说明书，一式两份。
最关键的是——作品样本。
如果是歌曲，不仅要提供打印好的歌词和五线谱（或简谱），还必须提交录制好的音像制品——也就是“样带”。
可以是磁带，也可以是CD。
张明远放下说明，心里有了底。
他重新走回那个女干事面前。
“老师，表格我能拿几份回去填吗？”
“五毛钱一份。”
女人终于放下了手里的毛衣，拉开抽屉，拿出一叠印着红色抬头的表格，数了三份，拍在桌上。
“加上复印费，一块五。”
张明远掏出两块钱递过去，没让找零。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样带，必须是专业录音棚录的吗？如果不带伴奏，清唱录在磁带里行不行？”
女人接过钱，拉开抽屉扔进去，又端起那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大茶缸，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沫子。
“原则上，只要能听清楚旋律、歌词，能证明这歌是你写的，就行。”
她喝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道：
“不过，我劝你最好弄正规点。你要是拿个破录音机录得以此彼伏全是杂音，审核那边听不清楚，还得给你退回来。一来一回，折腾的是你自己的时间。”
她看了张明远一眼，似乎是看他年轻，多嘱咐了一句。
“现在的年轻人，都想当歌星。上个月来了好几个，拿个随身听录的带子就来了，结果全被打回去了。你要是真想注册，就找个像样的地方录个小样，刻成盘，稳当。”
“明白了，谢谢老师。”
张明远拿起表格，并没有急着走，而是扫了一眼女人桌上的台历。
“老师，咱们这儿审核大概要多久？”
“快的话一个月，慢的话三个月。”
女人重新拿起毛衣针。
“最近上面在搞那个什么……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件多，人少，排队吧。”
一个月。
张明远点了点头。
时间虽然长了点，但在预期之内。只要拿到了受理通知书，有了底单，这版权基本上就算占住坑了。
“麻烦您了。”
张明远拿着表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楼道里依旧安静冷清。
他手里攥着那几张薄薄的纸，却觉得分量千钧。
这就是这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商业帝国，往往就是从这种毫不起眼、充满机关作风的办公室里，盖下的那一枚枚红章开始的。
走出大楼，热浪再次包裹全身。
陈宇正把报纸盖在脸上打盹，听到车门响，猛地惊醒，手里的报纸掉在地上。
“远哥，咋样？办妥了？”
“没那么快。”
张明远把那几张表格随手扔在后座上，坐进副驾驶，系上安全带。
“这只是入场券。还得去搞定一样东西。”
“啥东西？”
“样带。”
张明远看着前方车流不息的街道，眼神聚焦。
谱子和词他能默写出来，但只有这两样不够。他得把这三首歌变成能听、能放的声音。
清唱肯定不行，太糙，容易出岔子。必须要有编曲，有伴奏，哪怕简陋点，也得是个成品的模子。
“阿宇，开车。”
“去哪？”
“找个书报亭，买份最新的《音乐周刊》或者《通俗歌曲》。”
张明远说。
“咱们得在报纸缝里，找个能干活的录音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