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州往东走了三天，到了九江。
九江在长江南岸，是个老城。三国的时候叫柴桑，东晋的时候叫寻阳，后来改叫九江。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不是它的名字，是它旁边的一座山——庐山。
“庐山？”泥鳅站在城门口，抬头往远处看。天边有一片山影，模模糊糊的，藏在云雾里。“就是李白写‘飞流直下三千尺’那个庐山？”
“对。”
“那我们去爬吗？”
“你想爬？”
“想！”泥鳅的眼睛亮了，“我要去看看，三千尺的瀑布到底有多高。”
阿瑶笑了。“三千尺是夸张的。哪有那么高的瀑布。”
“那李白为什么那么写？”
“因为他喝了酒，”我说，“喝了酒看什么都高。”
泥鳅想了想。“那我也要喝酒。喝了酒看瀑布，就有三千尺了。”
“你才八岁，喝什么酒。”
“那你多少岁开始喝酒的？”
“……一万多岁。”
“那我等到一万岁再喝。”
阿瑶笑得更厉害了。
我们没急着去庐山。泥鳅的鞋又磨破了，得在九江买双新的。他的脚长得快，一个月前买的鞋，现在又小了，脚趾头从前面顶出来，像五个探头探脑的小脑袋。
九江的集市比洪州的小，但比黄州的大。卖鞋的摊子在集市的东头，摆了一地的布鞋、草鞋、麻鞋。泥鳅蹲在摊子前，一双一双地试，试了半天，挑了一双最便宜的草鞋。
“就要这双。”
“草鞋不结实，”我说，“买双布鞋。”
“布鞋贵。”
“不差这几个钱。”
“你的钱是清风道士给的，又不是你的。”
“清风道士给的，就是我的。”
“那也不行，”泥鳅摇头，“你的钱要留着路上用。草鞋就行了，我穿什么都行。”
我看着他。八岁，瘦得跟柴火棍一样，穿着破衣服，踩着露脚趾头的鞋，蹲在鞋摊前，挑最便宜的。
“买布鞋，”我说，“算我借给你的。以后你写了文章，卖了钱，还我。”
泥鳅愣了一下。“我的文章能卖钱？”
“能。比李白的还值钱。”
“骗人。”
“不骗人。李白的文章卖了上千年了，还在卖。你的文章刚写，还没人知道。等有人知道了，比李白的还贵。”
泥鳅将信将疑，最后还是买了布鞋。蓝色的，很亮，穿在脚上像两只小船。他走了两步，低头看了看，又走了两步，咧着嘴笑了。
“好看吗？”
“好看。”
“真的？”
“真的。”
“那我要穿着它去爬庐山。”
“行。”
卖鞋的老头收了钱，抬头看了我一眼。“你们要爬庐山？”
“嗯。”
“那你们可得小心。这两天山上不太平。”
“怎么了？”
“闹妖怪。”老头压低声音，“山上的三叠泉瀑布旁边，住着一个妖怪。好多年了，一直安安静静的。但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在夜里叫。叫得可瘆人了，像哭一样。山下的村子都不敢住人了，搬了好几家。”
泥鳅的眼睛亮了。“妖怪？”
“你别打主意，”我说，“我们是去看瀑布的，不是去打妖怪的。”
“可是……”
“没有可是。”
老头收了摊，走了。走之前又说了一句：“你们要是真上山，别走夜路。那东西天黑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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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九江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上山。
庐山很大，比终南山还大。山上的路不好走，全是石头台阶，有的地方陡得跟梯子一样。泥鳅穿着新布鞋，走得很小心，怕把鞋弄脏了。走了不到半个时辰，鞋面上就全是灰了。他心疼得直咧嘴。
“没事，”阿瑶说，“鞋就是用来穿的。脏了洗，破了补。”
“可是这是新鞋。”
“新鞋也会旧。人也会老。东西就是用来用的，不是用来供着的。”
泥鳅想了想，觉得有道理。然后他就放开了，在石头台阶上蹦蹦跳跳的，新鞋踩得啪啪响。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听见了水声。轰隆隆的，像打雷一样，从山谷里传上来。
“瀑布！”泥鳅喊了一声，撒腿就跑。
我们跟在后面。转过一个山弯，瀑布就出现在眼前了。
三叠泉，确实有三叠。上面的水从崖顶冲下来，砸在第一级石台上，溅起白茫茫的水雾；然后继续冲，砸在第二级上；再冲，砸在第三级上。三级加起来，大概有几百尺高。虽然没有三千尺，但也够壮观了。
泥鳅站在瀑布下面，仰着头，嘴巴张着，水雾打在脸上，他眼睛都不眨一下。
“老头儿！”他喊，声音被瀑布声盖住了，只能看见嘴在动。
我走过去。“什么？”
“李白说的不对！”他指着瀑布，“这不是三千尺！这是——”
他想了想，没想出数字来。
“你说多少？”
“一万尺！”他喊，“比李白说的还高！”
阿瑶笑了。她站在水潭边上，水雾飘过来，打湿了她的头发。她伸手接了一把水，凉凉的，清清的。
“沈木，”她说，“你来过这里吗？”
“来过。”
“什么时候？”
“东晋的时候。大概……一千七百年前。”
“跟谁？”
“跟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种地的。”
泥鳅从瀑布那边跑过来，浑身湿淋淋的，像一只落汤鸡。“什么种地的？谁？”
“陶渊明。”
泥鳅愣住了。“陶渊明？那个写‘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
“对。”
“他也是种地的？”
“对。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种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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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瀑布旁边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泥鳅把鞋脱了，晾在石头上，光着脚丫子晃来晃去。阿瑶从包袱里拿出干粮——王老板给的那块肉还有一点，她切成薄片，一人分了几片。肉凉了，但还是很香。
“老头儿，”泥鳅一边嚼肉一边说，“陶渊明也来过这里？”
“来过。他就住在山下面，柴桑。离这儿不远。他没事就上山，看瀑布，看云，看菊花。”
“他为什么种地？他不是当官的吗？”
“当过。当了几天就不当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没意思。当官要听别人的话，要陪笑脸，要说自己不想说的话。他不愿意。他说：‘我这个人，不能为五斗米折腰。’”
“五斗米是多少？”
“不多。大概够一个人吃一个月的。”
“为了一个月的米，就要弯腰？”
“对。他不愿意。他说，腰弯下去了，就直不起来了。人活一辈子，腰要是直不起来，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那他不当官了，吃什么？”
“种地。他自己种，自己收。收成好的时候能吃个饱，收成不好的时候就得挨饿。有一年收成不好，他饿得前胸贴后背，朋友请他出去当官，他不去。说：‘饿死事小，折腰事大。’”
泥鳅嚼着肉，嚼得很慢。
“老头儿，你见过他？”
“见过。在东晋的时候。他大概四十多岁，刚从彭泽县令的位子上辞了职，回到家里种地。他的家在柴桑，一个小村子，叫栗里。几间草房，一个院子，院子里种了好多菊花。”
“他请我喝酒。他穷，喝不起好酒，自己酿的。浊酒，浑的，有一股酸味。但他喝得很高兴。一边喝一边说：‘这酒不好，但它是自己酿的。自己酿的酒，喝着踏实。’”
“他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从很远的地方来。他说：‘多远的？’我说：‘几万年。’他看了看我，没吃惊，没笑话，只是点了点头，说：‘难怪你看上去这么累。’”
“我说：‘累？’他说：‘对。活了几万年的人，能不累吗？你看我，才活了四十多年，就觉得累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种地？种地不累吗？’他说：‘种地累，但种地的累是不一样的。当官的累，是心累。种地的累，是身体累。身体累了，睡一觉就好了。心累了，睡多少觉都好不了。’”
泥鳅点了点头。“他说得对。我在破庙里的时候，天天什么都不干，但累得要死。跟着老头儿走路，天天走几十里，但精神好得很。”
“对，”我说，“就是这样。”
“后来呢？”阿瑶问。
“后来他喝多了，拉着我去看他的菊花。院子里种了好多，黄的、白的、紫的，什么颜色都有。他指着一朵黄的，说：‘你看这朵，好不好看？’我说：‘好看。’他说：‘好看在哪儿？’我说：‘好看在它不用跟别的花比。它就是它。黄的就好好的黄，不用想着变成红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大声，把邻居家的狗都吵醒了。他说：‘你这个人，懂花。’我说：‘我不懂花。我懂的是——不用比。活自己的就行了。’”
“他说：‘对。活自己的就行了。我写诗也是这样。不跟别人比。别人写得好，那是别人的事。我写我的。我种地，我喝酒，我采菊花，我写诗。这些都是我的事。跟别人没关系。’”
“他又倒了一杯酒，递给我。我喝了。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菊花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因为菊花不开在春天。春天是别人的季节，桃花开了，杏花开了，牡丹也开了。热闹得很。但我不喜欢热闹。我等到秋天，等到所有的花都谢了，才开。不是开给别人看的。是开给自己看的。’”
“他又喝了一杯，说：‘人活着，最难的不是比别人强。是跟自己待着。一个人待着，不慌，不闷，不觉得无聊。这才是本事。’”
“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门口，看着远处的山。山是青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我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座山。”
“他说：‘你知道吗，这座山，不管你看不看它，它都在那里。你高兴的时候它在，你难过的时候它在。你当官的时候它在，你种地的时候它在。你活着的时候它在，你死了以后它还在。’”
“我说：‘山不会死。’他说：‘对。山不会死。人会死。但人死了，山还在。这就够了。’”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说：‘你活了几万年，看了几万年的山。你觉得山变了吗？’”
“我说：‘没变。’他说：‘对。没变。山没变，菊花没变，酒没变。变的只是人。人来了，人走了。人笑了，人哭了。人活了，人死了。山还是那座山。’”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但人不在了，山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没说话。他也没说话。我们就站在院子门口，看着那座山，看了很久。”
“后来天黑了，他点了一盏灯，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灯光昏黄黄的，照在菊花上，菊花变成了金黄色。他倒了两杯酒，一杯给我，一杯放在石桌上，对着空座位说：‘这一杯，给山。’”
“我说：‘山不喝酒。’他说：‘山不喝，但我想给它喝。它看了我这么多年，我总得谢谢它。’”
“我笑了。他也笑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他家的柴房里。第二天早上走的时候，他还在睡。我给他留了一壶酒，是路上买的，比他自己酿的好。然后我就走了。”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他活了六十多岁，死了。死的时候，家里人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朋友凑了点钱，给他办了后事。他死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叫《自祭文》。里面有一句话：‘不封不树，日月遂过。’——不要坟头，不要种树，让日月就这么过去吧。”
泥鳅低着头，不说话。
阿瑶看着远处的瀑布，也不说话。
“老头儿，”泥鳅过了一会儿说，“他死的时候，你在吗？”
“不在。”
“你想去吗？”
“想。但没去。”
“为什么？”
“因为我怕我去了，他会说：‘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要走吗？走就走得干干净净的，别回头。’”
泥鳅抬起头，看着我。“他说过这种话吗？”
“没有。但我知道他会这么说。”
泥鳅点了点头。“他就是这样的人。让你走，不是不想你，是怕你惦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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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瀑布旁边坐了很久。
泥鳅突然站起来，光着脚跑到水潭边，捧了一捧水，喝了一口。
“老头儿！这水是甜的！”
“山泉水，当然是甜的。”
“比茶好喝！比酒好喝！”他又喝了一口，“陶渊明喝过这个水吗？”
“喝过。他上山的时候，就在这里喝水。”
“那他写诗了吗？”
“写了。‘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
“就这两句？”
“还有。‘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用这个水过滤他的酒，杀一只鸡，请邻居来吃。”
泥鳅笑了。“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杀了一只鸡——不对，王妈妈给了我们一块肉。”
“对。差不多。”
泥鳅又捧了一捧水，浇在自己头上，打了个激灵。“老头儿，你说陶渊明种地，种得好吗？”
“不好。他不太会种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豆子种下去，草长得比豆子还高。”
“那他不是很穷？”
“穷。‘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四面墙，漏风漏雨。衣服破了，补了又补。碗里经常没东西吃。”
“那他为什么不出去挣钱？”
“因为出去了，就不能‘采菊东篱下’了。挣钱和采菊花，只能选一个。他选了菊花。”
泥鳅想了想。“那我长大了也选菊花。”
“你选什么？”
“我选走路。挣钱就不能走路了。我要走路，要看海，要看瀑布，要看山。钱不钱的无所谓。”
阿瑶在旁边笑了。“你倒是想得开。”
“跟老头儿学的，”泥鳅说，“他活了三万年，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没有。但他还在走路。所以他什么都不怕。”
我看着泥鳅。八岁，光着脚站在水潭边，浑身湿淋淋的，头发乱糟糟的。但他的眼睛很亮。比瀑布还亮，比山还亮。
“走吧，”我说，“下山。”
“不看了？”
“看够了。”
“那明天呢？”
“明天继续往东走。”
“后天呢？”
“后天也往东走。”
“走到什么时候？”
“走到海边。”
“然后呢？”
“然后……”
我看着远处的山。
山是青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
一千七百年前，有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这座山，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他看见了什么，我不知道。
但我看见的是——山还在。菊花还在。酒还在。
人走了，但“在”还在。
“然后，”我说，“然后就在海边住下来。每天看日出，看日落，看潮起潮落。”
“那吃什么？”
“吃鱼。”
“谁做？”
“你做。”
“我不会做鱼！”
“那就学。”
“跟谁学？”
“跟海边的人学。”
“人家肯教吗？”
“肯。你拿诗换。”
“我的诗能换鱼？”
“能。比李白的还值钱。”
泥鳅笑了。笑得比瀑布还响。
“走吧！”他穿上新鞋，踩得啪啪响，一溜烟跑下山去了。
阿瑶走在我旁边，手拉着我的手。
“沈木。”
“嗯。”
“你说陶渊明的菊花，现在还开着吗？”
“开着。一千七百年了，年年都开。”
“你怎么知道？”
“因为有人记得。有人记得，它就开着。”
阿瑶靠在我肩膀上，轻轻地笑了。
瀑布在身后轰隆隆地响着，水雾飘过来，凉凉的。
山不说话。
但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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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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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记：
这一章写了陶渊明。但写的不是陶渊明，是菊花。
陶渊明这个人，在中国文人里头，是个异类。他不写打仗，不写当官，不写爱情。他写种地，写喝酒，写菊花。写自己穷得叮当响，但还是觉得挺好的。
这种人，在哪个时代都不多。
沈木活了三万年，见过很多人。李白是飞的，苏东坡是走的，陶渊明是站的。他就站在那里，站在自己的院子里，看着南山。不动。不走。不飞。
但他“在”。
“在”这个字，是《朽木》这本书最想说的。
你不需要很厉害，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有名。你只需要在。在你的位置上，做你的事，等你的人，看你的山。
这就够了。
下一章，他们会离开九江，继续往东走。会路过一个叫石钟山的地方，会遇见一个划船的老头，会说一个关于苏轼的故事。
路还长。菊花开着。
——长安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