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城的冬天不像北方那样冰天雪地，但湿冷的风裹着细密的雨丝往骨头缝里钻，比北方的干冷更难熬。
我的身体开始明显地下坡了。
十二月初的一个早晨，我从宿舍床上坐起来的时候，眼前突然黑了好几秒。不是那种蹲久了站起来时的短暂发黑，而是一种漫长的、像墨水在水中扩散一样的黑暗，从视野的边缘向中心蔓延，慢慢地把整个世界吞没。
我扶着床栏杆，等那阵黑暗过去。五秒，十秒，十五秒——黑暗终于退去了，但眼前的景象变得模糊，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
“苏柠？你没事吧？”林栀的声音从对面传来，带着睡意和慌张。
“没事，起猛了。”我笑了笑，但那笑容大概不太 convincing，因为林栀已经从床上跳下来了，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跑到我面前。
“你脸色好差。”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不烫，但你的嘴唇是紫色的。”
“天冷，冻的。”
“现在是十二月，但南城哪有那么冷？”
我没有回答。我慢慢地下床，穿上拖鞋，站起来的时候腿有些软，膝盖弯了一下，差点摔倒。林栀眼疾手快地扶住了我。
“苏柠，你到底怎么了？”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你最近一个月瘦了好多，你知道吗？你的校服都变大了。你是不是……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看着她焦急的脸，突然觉得很对不起她。
方楠奕知道我的情况，但林栀不知道。我一直瞒着她，因为我不想让她担心，不想让她用那种“你快要死了”的眼神看我。我想在她面前做一个正常的、普通的、没心没肺的朋友。
但纸包不住火。
“林栀。”我说，“我……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那天早上，我坐在床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林栀——苏家的诅咒，苏滢的死，王主任的诊断，“大概还有一年”的宣判。
林栀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哭了。
不是那种默默的流泪，而是嚎啕大哭，哭得像一个丢了心爱玩具的孩子。她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颤抖，哭声在宿舍里回荡，把陈小鹿和赵敏都吵醒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她哭着说，声音断断续续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会担心了吗？你每天脸色那么差，你每天吃药，你每天爬楼梯都要歇好几次——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我以为——”
“你以为你不说就是在保护我吗？”林栀抬起头，泪流满面，“苏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快要死了你却不告诉我，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自己？你让我怎么原谅自己？”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扎在我心里。
她说得对。我以为不告诉她就“对她好”，但这其实是一种傲慢——一种“我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的傲慢。我没有给她选择的权利，没有给她“陪我一起面对”的机会。
“对不起。”我说，“对不起，林栀。”
林栀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一把抱住了我。
她抱得很紧，紧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她的眼泪滴在我的肩膀上，滚烫的，一滴一滴地，像要把我的衣服烫出洞来。
“你这个笨蛋。”她哽咽着说，“你个大笨蛋。”
“嗯，我是笨蛋。”
“你要活着。”她的声音闷在我的肩膀上，“你一定要活着。听到没有？”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不能给她一个我可能做不到的承诺。
但我抱住了她。
抱得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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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楠奕在那段时间里，成了我的“专职陪护”。
她每天早上在教学楼门口等我，陪我慢慢地爬上三楼。她走在我旁边，一只手扶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随时准备接住我万一摔倒的身体。
“你不用这样。”我说，“我又不是玻璃做的。”
“你不是玻璃做的，但你的心脏是。”她的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一个事实，“王主任说了，你不能剧烈运动，不能劳累。爬楼梯就是剧烈运动。”
“爬楼梯也算剧烈运动？”
“对你来说算。”
我无言以对。
她每天中午还是会去天台，但不再是我陪她了——是她陪我。她会带两个饭团，一个金枪鱼的，一个原味的。她会把金枪鱼的递给我，自己吃原味的。
“你怎么还是吃原味的？”我问。
“我喜欢原味。”
“你骗人。没有人会‘喜欢’原味饭团。原味饭团就是没有味道的饭团。你吃它只是因为便宜。”
方楠奕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撕包装纸。
“你观察力太强了。”她说。
“不是观察力强，是……”我顿了顿，“是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我姐走了之后，我妈有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吃。她每天就喝白粥，白粥配咸菜，咸菜都不舍得多放。我问我妈为什么不吃饭，她说‘不饿’。但我知道，她不是不饿，她是不敢吃。她觉得自己不配吃好吃的东西，因为姐姐已经不在了。”
方楠奕安静地听着。
“后来我跟她说，妈咪，你要好好吃饭。你不吃饭，姐姐会难过的。她活着的时候最怕你饿着，你忘了吗？她每次放学回来都会问‘妈咪吃饭了没有’，如果你说没吃，她就会拉着你去厨房，给你煮面。”
“然后呢？”方楠奕问。
“然后我妈就开始吃饭了。一开始是白粥，后来加了咸菜，后来加了鸡蛋，后来加了肉。慢慢地，慢慢地，她又开始做饭了。不是因为我劝她，是因为她发现——活着的人要继续活着。不是为了忘记死去的人，而是为了替他们活着。”
方楠奕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原味饭团。
“所以你也应该好好吃饭。”我说，“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
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把原味饭团放下，站起来，走到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一个金枪鱼饭团回来。
“今天我吃金枪鱼的。”她说，嘴角微微翘起来。
“你不是说喜欢原味吗？”
“我骗你的。”她咬了一口金枪鱼饭团，嚼了两下，“其实我更喜欢金枪鱼的。”
“那为什么一直吃原味的？”
“因为……”她的声音变小了，“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吃好吃的。”
“现在呢？”
“现在……”她想了想，“现在我觉得，也许我配。”
“你配。”我说，“你配吃最好吃的东西，配过最好的生活。方楠奕，你配得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
她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哭。她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然后大口大口地吃完了那个金枪鱼饭团。
“好吃吗？”我问。
“好吃。”她说，声音有些哽咽，“特别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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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在宿舍里突然发起了高烧。
烧来得很猛，没有任何征兆。上一秒我还在跟林栀聊天，下一秒就觉得浑身发冷，像被人扔进了一个冰窖里。牙齿开始打颤，手脚冰凉，但额头滚烫。
“苏柠？你怎么了？”林栀第一个发现了我的异常。
“冷……”我说，声音在发抖，“好冷……”
林栀摸了摸我的额头，吓得缩回了手：“你烧得好厉害！赵敏，快打120！不对，先去找宿管阿姨！”
宿舍里瞬间乱成了一锅粥。赵敏冲出去找宿管，陈小鹿手忙脚乱地给我倒水，林栀把自己的被子裹在我身上，又把自己的外套盖在上面。
“你别怕，你别怕，马上就有人来了。”林栀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在发抖，但声音尽量保持着平稳。
我想说“我不怕”，但嘴唇抖得太厉害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二十分钟后，我被送到了医院。
急诊室的灯光很亮，亮得刺眼。医生给我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六。做了心电图——心率一百三十次每分钟，ST段有改变。
“需要住院。”医生说，“通知家属。”
母亲在四十分钟后赶到了医院。她穿着一件睡衣，外面套了一件父亲的外套，脚上是一双棉拖鞋——她连鞋都没来得及换。她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肿，一看就是在路上哭过了。
“柠柠！”她冲进病房，看到我躺在床上，手上扎着留置针，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脸色白得像纸。
“妈咪，我没事。”我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
“你发烧了。”她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摸了摸我的脸，又摸了摸我的手，“你怎么会发烧的？你是不是没穿够衣服？你是不是没好好吃饭？你是不是——”
“妈咪。”我握住了她的手，“我没事。真的。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你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母亲的声音开始发抖，“你是……你是……”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她不需要说完。我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一个心脏随时可能停跳的人。对我来说，一次普通的感冒都可能引发心肌炎，一次心肌炎就可能让那颗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彻底罢工。
“妈咪，别怕。”我说，“我还在。”
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她趴在床边，哭了出来。哭声很小，但肩膀抖得很厉害。我伸手摸着她的头发，像她以前摸我的头发一样。
“妈咪，你哭吧。哭出来会好受一点。”
“我不想哭。”她哽咽着说，“我不想在你面前哭。”
“没关系。在我面前哭也没关系。”
她哭了很久。
久到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了深蓝，又从深蓝变成了浅灰。
最后她抬起头，用袖子擦了擦脸，深吸了一口气。
“饿不饿？”她问，“妈咪去给你买点吃的。”
“不饿。”
“那喝点水？”
“好。”
她倒了杯温水，插了一根吸管，递到我嘴边。我吸了两口，水是温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柠檬味——她一定是在水里加了一片柠檬，就像我小时候每次生病时一样。
“妈咪，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发烧，你也是这样给我喂水的。”
“记得。”她笑了笑，眼角有泪光，“你每次发烧都不肯喝水，我就在水里加柠檬片，骗你说这是‘魔法水’，喝了就能变超人。”
“然后我就信了。”
“你每次都会信。”
我们相视而笑。
笑完之后，母亲握着我的手，安静地坐在床边。窗外的天光越来越亮了，新的一天正在到来。
“妈咪。”
“嗯？”
“如果我……”
“不许说。”
“我还没说呢。”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母亲握紧了我的手，“不许说。”
我看着她固执的表情，突然觉得很心酸。
她什么都知道了——王主任的诊断，大概的期限，可能的结果。但她还是不愿意听我说出那个字。好像只要不说出来，它就不会发生。好像只要捂上耳朵，那个倒计时就会停下来。
我不忍心再逼她。
“好吧，我不说。”我笑了笑，“妈咪，你给我唱首歌吧。小时候你给我唱的那首。”
“什么歌？”
“就是那首……‘小燕子，穿花衣’。”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都多大了，还听这个。”
“我想听。”
她清了清嗓子，轻轻地唱了起来。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她的声音很好听，虽然有些沙哑，虽然有些颤抖，但很好听。那是我听了十七年的声音，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声音。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我闭上眼睛，听着母亲的歌声，听着心电监护仪的嘀嗒声，听着窗外隐隐约约的鸟鸣声。
然后我睡着了。
这一次，我没有数心跳。
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数不数，它都在那里。
咚，咚，咚。
今天也在跳。
明天也会跳。
至少——明天应该还会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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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的第三天，方楠奕来了。
她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饭团——一个金枪鱼的，一个原味的。她的脸被冷风吹得通红，鼻尖红红的，嘴唇有些干裂。她穿着一件很薄的棉服，拉链坏了，用一根别针别着。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问。
“林栀告诉我的。”她走进来，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你怎么不告诉我？”
“不想让你担心。”
“你每次都这么说。”她的声音有些冲，但眼眶红了，“你每次都‘不想让我担心’，但你越是这样，我越担心。”
“对不起。”
“你不用道歉。”她拉了把椅子坐在床边，“你只需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以后你生病了，住院了，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告诉我。不许瞒着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深棕色的、像琥珀一样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只有一种坚定的、不容拒绝的“我要陪你”。
“好。”我说，“我答应你。”
“你发誓。”
“我发誓。”
她点了点头，从塑料袋里拿出那个金枪鱼饭团，撕开包装，递到我手里。
“吃饭。”
“好。”
我咬了一口饭团，米饭有些凉了，但金枪鱼的馅料还是好吃的。方楠奕坐在旁边，看着我吃，自己却没有吃。
“你怎么不吃？”
“我不饿。”
“你骗人。你从学校到医院，坐公交要一个小时，你肯定还没吃早饭。”
她没有说话。
“方楠奕，吃。”我把那个原味饭团递给她，“你不是说了吗，要好好吃饭。你让我好好吃饭，你自己也得好好吃饭。”
她接过饭团，沉默地吃了起来。
我们就这样，在病房里，安静地吃完了两个饭团。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个金色的方框。方楠奕坐在那个方框里，头发被阳光染成了浅棕色，侧脸的轮廓柔和得像一幅素描。
“方楠奕。”
“嗯？”
“谢谢你来看我。”
“不用谢。”她顿了顿，“我说过的，我会陪你。到最后一刻。”
“我知道。”
“那你也要答应我——到最后一刻之前，你不许放弃。”
“我没有放弃。”
“那你刚才在想什么？”
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因为你的眼神。”她说，“你刚才看着窗外的时候，眼神很空。那种眼神我见过——在我自己身上。每次我想放弃的时候，就是那种眼神。”
我沉默了。
她说得对。我刚才确实在想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在想“如果这一次烧退不下去怎么办”，在想“如果心脏突然停了怎么办”，在想“也许就这样算了也挺好”。
“苏柠。”方楠奕的声音变得很轻，很柔，像冬天的阳光，不热烈，但温暖，“我知道你很累。我也知道，有时候你会想放弃。但你不能放弃。你还有很多人需要你——你妈妈，你爸爸，林栀，还有……还有我。”
她的声音在“还有我”这三个字上微微发颤。
“我需要你，苏柠。”她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你不能走。至少……不能现在走。”
我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
不是悲伤，不是恐惧，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大概是“被需要”的感觉。大概是“我的存在对某个人来说很重要”的感觉。
“好。”我说，声音哽咽，“我不走。至少现在不走。”
方楠奕抬起头，对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淡，淡得像白开水。但它很真，真得像冬天里的第一场雪。
窗外，阳光正好。
病房里，两个女孩，一个约定，两个饭团。
这就是十七岁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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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那天，方楠奕来接我。
她站在医院门口，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欢迎苏柠出院！”
牌子是用纸箱做的，上面用彩色笔画了花和笑脸。字写得很丑，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笔都很用力。
“你什么时候做的？”我问。
“昨天晚上。”她把牌子递给我，“送给你。”
“你花了多长时间？”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我看着那块牌子，纸箱的边缘有些毛糙，是用剪刀一点一点剪出来的。彩色笔的颜色有些花了，大概是她画的时候手出汗了。
“你为什么不买一个现成的？文具店有那种现成的欢迎牌。”
“买的不一样。”她认真地说，“买的是别人的心意。这个是我的。”
我的鼻子酸了一下。
“谢谢你，方楠奕。”
“不客气。”她拉起我的手，“走吧，我送你回学校。”
“你今天不上课？”
“请假了。”
“请假扣分吗？”
“扣。”
“那你为什么要请假？”
“因为……”她顿了顿，“因为接你出院，比上课重要。”
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笑了。
“方楠奕，你变了。”
“哪里变了？”
“你以前连跟人说话都不敢。现在你居然敢翘课了。”
“这不是翘课。”她纠正我，“这是请假。我写了假条的。林栀帮我交的。”
“那还是翘课。”
“……你非要这么说也行。”
我们并肩走在医院外面的路上。十二月的南城虽然不冷，但风吹过来还是有些凉。方楠奕走在我的左边，挡住了风的方向。
“方楠奕。”
“嗯？”
“你为什么总是走在我左边？”
“因为左边靠马路。”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车从左边来。我走左边，可以帮你挡着。”
我停下了脚步。
她也停了下来，转过头看着我。
“怎么了？”
“没什么。”我笑了笑，继续往前走，“就是觉得……你真好。”
她的耳朵红了。
“别说了，走吧。”
“好。”
我们走得很慢。不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允许走快，是因为我想走得慢一点。想在这个冬天的阳光里，多待一会儿。想跟方楠奕并肩走在这条路上，多走一会儿。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日子不多了。
不是很多了。
但没关系。
我还有现在。
现在，阳光很好。风很轻。方楠奕走在我左边，帮我挡着风。她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
这就是现在。
这就是我能拥有的、最好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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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很长的一段话。
“今天出院了。方楠奕来接我，举着一块自己做的牌子，‘欢迎苏柠出院’。字写得很丑，但很好看。她请了假来接我，说‘接你出院比上课重要’。她走在我的左边，因为左边靠马路。她说‘我走左边，可以帮你挡着’。”
“方楠奕，你知道吗，你已经在做心理咨询师做的事情了。你在照顾一个人。不是出于义务，不是出于同情，是出于……在乎。你在乎我。所以你会做那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帮我挡风，提醒我吃药，接我出院。”
“这些小事，对我来说，比任何大事都重要。”
“因为你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方楠奕，谢谢你。”
“你还活着。我也还活着。我们都还活着。”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