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课开始的那个周六，天空阴沉得像个倒扣的灰色碗。
林晚秋早上五点半就醒了，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身边的陈建国睡得正沉，呼吸粗重。她小心翼翼地挪开他搭在她腰上的手臂，轻手轻脚地起身。
厨房里，她开始准备早餐。小米粥在锅里咕嘟作响，煎蛋在平底锅里滋滋冒油。这些声音让她感到某种奇怪的平静——在这个被她视为牢笼的家里，厨房是唯一还能让她感受到掌控感的地方。
六点半，小雨揉着眼睛走进厨房，头发乱蓬蓬的。“妈妈，今天要去学钢琴吗？”
“嗯。”林晚秋把煎蛋装盘，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轻松，“小雨会弹一首好听的曲子吗？”
“我不想学钢琴。”小雨趴在餐桌上，小脸皱成一团，“我想画画。王老师说我画的小鸟可好了。”
林晚秋的心揪了一下。她把早餐放在女儿面前，蹲下身：“妈妈知道。但是……”她顿了顿，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大人的世界有多复杂，“我们先试试，好吗？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妈妈再跟爸爸说。”
“爸爸不会听的。”小雨小声说，用叉子戳着煎蛋，“爸爸说画画没出息。”
七点，陈建国起床了。他今天特意穿了件新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个要出席重要场合的成功人士。吃早餐时，他翻看着钢琴课的宣传册，上面印着“培育未来音乐家”的标语。
“这家机构很有名，”他指着册子上的照片，“刘教授是音乐学院退休的，教出了不少获奖的学生。小雨跟着他学，以后考级、比赛都有优势。”
林晚秋默默喝粥，没有接话。她知道，在陈建国的规划里，小雨的未来已经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学钢琴，考级，获奖，上重点小学、中学、大学，然后找个体面的工作，嫁个门当户对的人。至于孩子喜不喜欢，开不开心，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八点，一家三口出门。雨还在下，陈建国开车，林晚秋和小雨坐在后座。车里放着轻音乐，陈建国心情似乎不错，甚至哼起了歌。
林晚秋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的旧手机。昨天赵梅发来消息，说新的一批材料准备好了，问她什么时候能来拿。她回复说再等等，等陈建国放松警惕。
可是他会放松警惕吗？林晚秋看着后视镜里陈建国的侧脸。这个男人，她的丈夫，正在用最“合理”的方式，一寸一寸地收紧她周围的栅栏。
钢琴教室在一栋高档写字楼的顶层。装修奢华，地毯厚实得能淹没脚踝，墙上挂着各种奖状和合影。前台小姐笑容甜美，声音像抹了蜜：“陈先生陈太太这边请，刘教授已经在等小雨了。”
刘教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头发花白，戴一副金丝眼镜。他看起来很和蔼，但眼神锐利，打量小雨时像在评估一件乐器的成色。
“来，小雨，坐到琴凳上。”刘教授的声音温和，“让老师看看你的手。”
小雨怯生生地坐上去。刘教授捏了捏她的手指，又让她做了几个简单的动作，然后点点头：“手型不错，手指够长，是学琴的料。”
陈建国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林晚秋站在一旁，看着女儿小小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小雨的手，那双喜欢画画、捏橡皮泥、抓她衣角的手，现在要被塑造成“钢琴家的手”了。
第一堂课主要是识谱和基本指法。小雨学得很吃力，那些黑色的小蝌蚪在她眼里似乎都在跳舞。她总是把“哆”认成“唻”，把高音谱号画得像个小蝌蚪。
“不对，再来。”刘教授耐心地说，但语气里已经有了一丝不耐烦。
小雨眼眶开始泛红。她转头看向妈妈，眼神里满是求助。林晚秋想走过去，但陈建国按住了她的手臂，低声说：“别惯着她。”
一堂课四十五分钟，对小雨来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结束时，孩子的额头已经冒汗，手指僵硬地蜷着。
“第一次上课，这样已经很好了。”刘教授对陈建国说，“小雨很有天赋，只要勤加练习，一定能出成绩。我们这里有陪练服务，每周两次，家长可以不用来。”
陈建国立刻点头：“那就每周两次，加上周末的主课，一周三次。”
一周三次。林晚秋在心里计算着时间：送小雨去幼儿园、接她放学、做饭、打扫卫生、现在还要加上三次钢琴课和练习。她的时间被切割成碎片，每一片都不属于自己。
回家的路上，小雨在车里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泪痕。陈建国一边开车一边说：“以后你每天监督她练琴，至少一小时。刘教授说了，基本功最重要。”
林晚秋看着窗外：“她还要写作业，还要玩——”
“玩什么玩？”陈建国打断她，“现在不抓紧，以后就来不及了。你知道现在竞争多激烈吗？别人家的孩子三岁就开始学琴，我们已经落后了。”
又是这套说辞。林晚秋闭上嘴，不再争辩。她知道，在陈建国的逻辑里，孩子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他实现“成功人生”计划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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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林晚秋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
早上六点起床，准备早餐，送小雨去幼儿园。回到家，开始做陈建国列出的家务清单——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家务。中午简单吃点，下午继续。三点半，接小雨放学，直接去钢琴教室陪练。回到家，监督孩子练琴一小时，然后做晚饭。晚饭后，收拾厨房，给小雨洗澡，哄她睡觉。等所有人都睡了，她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如果还有精力的话。
在这样的日程里，刺绣成了奢望。绣架藏在床底最深处，不敢拿出来。香包材料放在母亲那里，她已经两周没去取了。旧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但除了母亲和赵梅偶尔发来的问候，几乎没用过。
但她没有放弃。在监督小雨练琴的时候，在等水开的间隙，在深夜所有人都睡熟之后，她会用最原始的方式记录：脑海里反复回忆陈建国说过的话，然后在心里默背，等到有机会，就写在那个藏在棉被夹层里的日记本上。
“10月28日，他说：‘在这个家里，只有我有权利。你，还有小雨，都是我的责任，我的附属品。’”
“11月3日，他撕了我的绣品。我说那是我花了半个月的心血，他说：‘心血？你有时间花心血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不如多想想怎么照顾好这个家。’”
“11月7日，他辞掉了我的工作。我去超市想拿回个人物品，周姐偷偷告诉我，陈建国给经理打了电话，说我精神有问题，需要在家休养。”
这条是林晚秋最震惊的。她一直以为陈建国只是以“家里有事”为由帮她辞职，没想到他竟然编造了这样的理由。精神有问题——多完美的借口，既能解释她为什么突然不上班，又能为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异常”行为埋下伏笔。
够狠，也够聪明。
林晚秋把这些都记下来，每一个日期，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她知道，这些零碎的证据可能不够有力，但至少，它们证明了一件事：这不是偶然的家暴，这是系统的控制。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陈建国又要出差。这次是去北京，五天。
临走前，他把林晚秋叫到书房，递给她一张信用卡副卡：“这段时间我不在，家里需要什么就用这张卡。密码是小雨的生日。”
林晚秋接过那张薄薄的塑料卡片，感觉它像块烧红的铁。这是施舍，也是枷锁——陈建国可以通过账单，监控她的每一笔消费。
“还有，”陈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手机，“这个你拿着，方便联系。”
林晚秋看了一眼，是陈建国淘汰下来的旧款智能机，比她那个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旧手机先进多了。但她知道，这不是为了方便联系，是为了监控她的通讯。
“我有手机。”她说。
“那个太旧了，该换了。”陈建国不容置疑，“这个我帮你设好了，我的号码在快捷键1，妈的号码在2，小雨老师的号码在3。有事随时打。”
他走过来，把手机塞进她手里，动作温柔得像在送礼物：“我不在的这几天，照顾好自己和小雨。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练琴。”
每一个“按时”，都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在她身上。
林晚秋握着那部手机，感觉它在掌心发烫。她知道，这里面一定有定位软件，也许还有监听程序。陈建国在用一个更精致、更隐蔽的笼子，替换掉那个粗糙的旧笼子。
但她没有拒绝。她收下了手机，收下了信用卡，甚至还露出了一个微笑：“知道了，你路上小心。”
陈建国似乎很满意她的顺从，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这个动作很久没有过了，久到林晚秋几乎忘了他的嘴唇是什么温度。
“乖。”他说。
乖。像夸奖宠物。
送走陈建国后，林晚秋回到卧室，反锁了门。她拿出那部新手机，仔细检查。通讯录里只有三个号码，相册是空的，浏览器历史被清空。她点开设置，找到定位服务——果然是开启状态。她又下载了一个检测软件，扫描结果显示，手机里确实有一个隐藏的监听程序。
果然。
林晚秋没有卸载那个程序，也没有关闭定位。她只是把这部手机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像供奉一个神龛。然后拿出自己的旧手机，给母亲发了条短信：“他走了，五天。”
苏桂芳很快回复：“我去看你。”
一小时后，门铃响了。林晚秋开门，看见母亲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个大袋子，气喘吁吁。她的腿看起来比上次更瘸了，爬三层楼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
“妈，你怎么不让我下去接你？”林晚秋赶紧接过袋子，扶母亲进门。
“不用，我能行。”苏桂芳摆摆手，在沙发上坐下，环顾四周，“小雨呢？”
“在幼儿园。”林晚秋倒了杯水，“妈，你的腿——”
“老毛病，死不了。”苏桂芳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整整齐齐的香包，足足有五十个，“这些是我这几天做的。你赵姐说最近天冷了，艾草香包好卖，让我多做点。”
林晚秋拿起一个香包，针脚细密，艾草塞得鼓鼓囊囊，散发着安神的清香。母亲的手因为关节炎有些变形，但做出来的活儿依然工整。
“妈……”她喉咙发紧。
“别说那些没用的。”苏桂芳又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卷卷彩色的丝线，还有几块上好的绸缎，“这些是你赵姐让我带给你的。她说，大绣架你不能用，就绣点小的。手帕，杯垫，什么都行。练手艺，也挣点钱。”
林晚秋抚摸着那些光滑的绸缎，指尖传来细腻的触感。这些布料不便宜，赵姐这是把自己的存货都拿出来了。
“还有这个。”苏桂芳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钱，“卖香包的钱，加上我之前攒的，一共六千二。你收好。”
“妈，这钱你留着——”
“我留着干什么？”苏桂芳打断她，眼神严厉，“我一把老骨头了，要钱有什么用？你拿着，赶紧攒够三万，赶紧走。”
林晚秋看着那沓钱，大多是十块二十块的零钱，整理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捆着。她能想象母亲是如何一点一点攒下这些钱的——省下买菜的钱，省下买药的钱，省下一切能省的开支。
“还有，”苏桂芳压低声音，看了眼紧闭的卧室门，“你让我打听的事，有眉目了。”
林晚秋精神一振：“怎么样？”
“李律师说，他认识一个法官，专门处理家暴离婚案。但这类案子最难的不是判离，是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权。”苏桂芳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笔记，“他说，你要想拿到小雨的抚养权，必须证明两点：第一，你有能力抚养孩子；第二，陈建国不适合抚养孩子。”
“第一点好说，我能工作，能挣钱。”林晚秋说，“第二点怎么证明？”
“家暴。”苏桂芳指着纸上的字，“家暴是最有力的证据。但光有日记和照片不够，需要有报警记录，伤情鉴定，最好是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林晚秋想到了王秀英。婆婆会为她作证吗？她不确定。虽然最近王秀英的态度有所软化，但要让她在法庭上指证自己的儿子，太难了。
“还有经济控制，”苏桂芳继续说，“他辞掉你的工作，控制你的消费，这些都能证明他试图孤立你，削弱你的独立能力。”
林晚秋点头。这些她都在记录。
“最重要的是，”苏桂芳握住女儿的手，力道很大，“你要有地方去。离婚起诉期间，你不能住在家里，但也不能无处可去。妇女庇护所只能待短期，长期的话，你需要有自己的住处。”
住处。钱。林晚秋看着那六千二百块钱，感觉目标又远了一些。三万块只够基本生活费，如果要租房，要付律师费，要应对漫长的诉讼期，远远不够。
“妈，房子真的不能卖。”她再次强调。
“我知道。”苏桂芳拍拍她的手，“妈没说要卖房子。妈在想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苏桂芳没有回答，只是眼神闪烁了一下。林晚秋太了解母亲了，这个表情意味着她在隐瞒什么。
“妈，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你别瞎想。”苏桂芳站起身，动作因为腿疼而有些踉跄，“我得走了，待久了怕他回来撞见。”
“他出差了，五天呢。”
“那也得小心。”苏桂芳走到门口，又回头，深深看了女儿一眼，“晚秋，妈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早点带你走。现在，妈不能再错一次了。”
门关上了。林晚秋站在原地，手里握着那沓钱和那个装丝线的盒子，心里五味杂陈。母亲的话里有话，但她猜不透是什么。
接下来的几天，林晚秋像上了发条的钟，严格遵循着陈建国制定的日程表。早上送小雨去幼儿园，然后回家做家务。下午接孩子，去钢琴课。晚上监督练琴，做饭，收拾。一切都规规矩矩，像最温顺的妻子和母亲。
但暗地里，她在行动。
那部被监控的手机，她每天都会“正常使用”——用它给陈建国打电话报平安，用它查菜谱，用它看天气预报。她甚至故意用信用卡刷了几笔小额消费：超市买菜，药店买药，给小雨买了个新发卡。账单会传到陈建国那里，他会看到，会满意。
而真正的行动，是用那部旧手机完成的。
她联系了赵梅，约在离小区两条街的公园见面。时间选在上午十点，这个时间王秀英通常在看电视，不会注意她出门。
公园的长椅上，赵梅递给她一个小巧的绣绷：“这个好藏，你就说绣着玩。丝线我也给你准备了最基础的十二色，先用着。”
林晚秋接过绣绷，只有巴掌大小，确实容易隐藏。她摩挲着光滑的木质边框，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赵姐，谢谢你。”
“谢什么。”赵梅点了支烟，“阿玲让我跟你说，她打听到陈建国公司的内幕了。”
林晚秋的心提了起来：“什么内幕？”
“他那个项目，就是最近总出差的那个，出问题了。”赵梅压低声音，“甲方拖欠款项，公司资金链紧张。陈建国这个季度业绩不达标，压力很大。”
原来如此。林晚秋想起最近陈建国频繁的出差，想起他阴晴不定的脾气，想起他撕毁绣品时的暴怒——不仅仅是控制欲，还有工作上的压力，双重叠加。
“阿玲怎么知道的？”
“她前夫在陈建国他们公司楼下的便利店打工，听见他们员工聊天说的。”赵梅吐了口烟圈，“所以晚秋，现在是个机会。他焦头烂额的时候，对你盯得可能没那么紧。但你也要小心，狗急跳墙，他压力越大，可能越暴躁。”
林晚秋点头。她懂。就像弹簧，压得越紧，反弹的力量越大。
“还有，”赵梅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录音笔，“这个给你，比手机录音清楚，待机时间也长。你随身带着，关键时候能派上用场。”
录音笔只有拇指大小，金属外壳，沉甸甸的。林晚秋握在手心，感觉它像一颗子弹。
“赵姐，我欠你的太多了。”
“别说欠不欠的。”赵梅掐灭烟蒂，“我帮你，是因为当年也有人帮我。这世道，女人不帮女人，还能指望谁？”
分别时，赵梅抱了抱她。那个拥抱很用力，带着烟味和温暖的体温。林晚秋在她肩上靠了几秒，感觉积蓄多日的疲惫稍微缓解了一些。
回到家，王秀英果然在客厅看电视。看见她回来，老人抬了抬眼：“买菜去了？”
“嗯，买了条鱼，晚上做给您和小雨吃。”林晚秋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
王秀英没再说什么，继续看电视。但林晚秋注意到，她的视线在自己身上多停留了几秒。
那天晚上，林晚秋做了清蒸鱼。小雨吃得很开心，王秀英也夸她手艺好。饭桌上其乐融融，仿佛真是一个和谐的三代同堂之家。
但林晚秋知道，这只是表象。就像平静的海面，底下暗流汹涌。
深夜，等小雨和王秀英都睡下后，林晚秋锁上卧室门，拿出那个小绣绷。她没有开大灯，只开了床头一盏小台灯，暖黄的光晕刚好照亮手中的方寸之地。
她选的图案很简单：一枝梅花，只有拇指大小。但在这微小的空间里，她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劈线，穿针，落针。丝线在绸缎上穿梭，一针，一线，缓慢而坚定。
绣到第三片花瓣时，卧室门突然被敲响。
林晚秋手一抖，针扎进指腹。她迅速藏起绣绷，关掉台灯，屏住呼吸。
“晚秋，睡了吗？”是王秀英的声音。
“妈，怎么了？”林晚秋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正常。
“我睡不着，想跟你说说话。”
林晚秋看了眼时间，凌晨一点。这个点，王秀英从不轻易起床，她的腿受不了。
“您等一下。”她快速收拾好东西，塞到枕头底下，然后开门。
王秀英穿着睡衣站在门口，走廊灯从她背后打过来，让她的脸隐在阴影里。她手里端着杯水，但林晚秋看见，水杯是满的，一口没喝。
“妈，您怎么起来了？腿不疼吗？”
“疼，睡不着。”王秀英走进房间，在床边坐下。她的动作很慢，像在忍受巨大的痛苦。
林晚秋关上门，坐在她身边：“我去给您拿止痛药。”
“不用。”王秀英拉住她的手，力道大得惊人，“晚秋，妈问你句话，你要说实话。”
林晚秋的心一沉：“您问。”
“你是不是……”王秀英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是不是在打算离开建国？”
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台灯的光晕在墙壁上投下两个人的剪影，像两座沉默的山。
林晚秋没有立刻回答。她在判断，这是试探，还是关心？是陈建国让母亲来问的，还是母亲自己的意思？
“妈为什么这么问？”她反问。
王秀英松开了手，端起水杯，却没有喝，只是握着，手指关节发白：“我看见了。你藏在床底的东西，还有……你半夜不睡觉，在绣东西。”
林晚秋的呼吸停止了。她以为自己藏得很好，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妈，我……”
“你别怕，妈不是来告密的。”王秀英转过头，看着女儿。在昏暗的光线下，林晚秋看见她眼里有泪光，“妈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打算走。如果是，妈得帮你。”
这话太突然，太出乎意料。林晚秋怔住了，大脑一片空白。
“妈年轻的时候，也想过走。”王秀英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遥远的梦，“你爸打我打得最狠的那次，我肋骨断了两根，躺了三个月。那时候我就想，等我能下床了，一定带着你走。可是等我真能下床了，我又不敢了。”
她喝了口水，手在颤抖：“我怕啊。怕走了没地方去，怕养不活你，怕别人戳脊梁骨。后来你爸死了，我以为解脱了，可我发现，我已经不会自己过日子了。这么多年，我习惯了被打，习惯了听话，习惯了看人脸色。”
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水杯里，发出轻微的声音。
“所以晚秋，妈不拦你。妈拦了你，就是害了你。”王秀英握住林晚秋的手，这次很轻，像握着一件易碎的瓷器，“妈只是想告诉你，这条路难走，比你想象的还难。但再难，也比困在这里强。”
林晚秋的眼泪也掉了下来。她反握住母亲的手，那双手粗糙、干瘦，布满老年斑，却在这一刻给了她无穷的力量。
“妈，您真的愿意帮我？”
“愿意。”王秀英点头，每个字都说得清晰而坚定，“妈这辈子没用，没能保护你。现在妈老了，更没用了。但妈至少能帮你看着小雨，能帮你打掩护，能在建国回来的时候，告诉你一声。”
林晚秋抱住了母亲。这个瘦小的、佝偻的老妇人，用她残存的力量，为她撑开了一小片天空。
那晚，母女俩说了很久的话。王秀英告诉林晚秋，陈建国最近在偷偷查她的手机通话记录，还问过她林晚秋最近有没有跟“奇怪的人”来往。
“我说没有，他就没再问。”王秀英说，“但晚秋，你得小心。建国这孩子，我了解，他疑心重，不会轻易相信的。”
“我知道。”林晚秋说，“妈，您也要小心。如果他发现您帮我，他……”
“他能把我怎么样？”王秀英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豁出去的决绝，“我是他妈，他还能打我不成？再说了，我这把老骨头，还怕他？”
话虽这么说，但林晚秋知道，陈建国如果真的被激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她不能把母亲置于危险之中。
“妈，您只要帮我看着小雨，别的不用管。”她认真地说，“如果我……如果真的走了，您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敢对您怎么样的。”
王秀英没说话，只是更紧地握着她的手。
凌晨三点，王秀英才回房睡觉。林晚秋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母亲的话像一剂强心针，让她看到了希望，也感受到了更重的责任。
现在，她不再是一个人。她有母亲，有赵梅，有阿玲，有李律师。这些人像一张网，在她即将坠落的时候，托住了她。
但网也会破。她要做的，是在网破之前，长出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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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回来的前一天，林晚秋做了个决定。
她要去银行，把母亲给的那六千二百块钱存进那张秘密的卡里。这笔钱加上之前的积蓄，已经有一万出头了。虽然离目标还很远，但至少是个开始。
去银行的路要经过陈建国公司所在的大楼。林晚秋原本想绕路，但鬼使神差地，她走了那条路。
也许是想验证赵梅的话，也许是想看看陈建国工作的地方，也许只是潜意识里想靠近那个困住她的牢笼，看清它的全貌。
大楼很气派，玻璃幕墙在阴天里反射着灰色的光。林晚秋站在街对面，看着进进出出的人流。男人大多西装革履，女人穿着职业装，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表情严肃，像上紧了发条的玩偶。
这就是陈建国的世界。一个她从未真正进入过的世界。在这里，他是体面的陈经理，是能干的职场精英，是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没有人知道，回到家，他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林晚秋站了很久，久到腿开始发麻。就在她准备离开时，大楼里走出一个人——陈建国。
他不是一个人。身边跟着一个年轻女人，穿着米色风衣，长发披肩，手里拿着文件夹，正侧头跟他说着什么。陈建国听着，不时点头，脸上是林晚秋从未见过的温和笑容。
林晚秋愣住了。她看见陈建国伸手，帮那个女人捋了捋被风吹乱的头发。动作自然，亲昵，像做过很多次。
那个女人笑了，说了句什么，陈建国也笑了。然后他们一起走向停车场，陈建国很绅士地为她拉开车门，手还护着她的头顶。
车开走了。林晚秋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张银行卡，塑料边缘几乎要嵌进肉里。
原来如此。
原来那些频繁的出差，那些深夜的“加班”，那些对她日渐冷淡的态度，不只是工作压力，不只是控制欲发作。
还有一个更简单、更俗套的理由。
林晚秋突然想笑。她真的笑了，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笑得弯下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路人用奇怪的眼神看她，但她不在乎。
八年婚姻，无数次殴打，无数句贬低，她以为是她不够好，是她做错了什么，是她配不上他。她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努力忍受，努力改变，努力让自己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原来都是徒劳。
原来他早就在别处找到了“更好”的人。
笑着笑着，眼泪真的掉了下来。不是伤心的泪，是解脱的泪。那些自我怀疑，那些深夜的自责，那些“如果我做得更好他会不会改变”的幻想，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他不是因为压力大才打她，不是因为她不完美才控制她。他打她，控制她，只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人。而那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也许现在还能得到他的温柔，但总有一天，也会尝到他的拳头。
林晚秋擦干眼泪，直起身。她的腿还在发软，但心里前所未有地清明。
她走进银行，把六千二百块钱存进那张卡。柜台小姐数钱的时候，她看着玻璃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她和陈建国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很穷，租住在城中村的小单间里，下雨天屋顶会漏雨。但那时候的陈***抱着她说：“晚秋，等我挣了钱，一定给你买大房子，让你过上好日子。”
后来他确实挣了钱，买了房子，但她没有过上好日子。
原来承诺和爱一样，都是有保质期的。过期了，就变质了。
从银行出来，林晚秋没有直接回家。她去了母亲那里，把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苏桂芳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打算怎么办？”最后她问。
“离婚。”林晚秋说，声音平静得可怕，“越快越好。”
“那女人……”
“不重要。”林晚秋打断母亲，“有没有那个女人，我都要离婚。只不过现在，我更有理由了。”
苏桂芳看着女儿，眼神复杂。有心疼，有担忧，但最终，都化为了坚定：“好。妈帮你。”
那天晚上，林晚秋做了个梦。梦里她站在一片废墟上，四周是断壁残垣。她手里拿着一把锤子，一下，一下，敲打着那些残破的墙壁。锤子很重，每一下都震得她虎口发麻。但墙壁很厚，敲了很久，才敲开一个小洞。
从小洞里，她看见外面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