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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抉择(1945-1946)

    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到后山营地时,泽喜正在磨刀。

    那是把日本军刀,是去年打伏击时缴获的。刀身有血槽,刀刃锋利。他磨得很慢,很仔细,像在砌墙,一板一眼。

    “四哥!日本人投降了!”陈小狗举着报纸冲进营地,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

    泽喜的手停了。他抬起头,看着陈小狗,看着那张报纸,看了很久,才说:“知道了。”

    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让陈小狗都愣了。

    “四哥,您……您不高兴?”

    “高兴什么?”泽喜放下刀,站起来,“高兴死了那么多人,终于赢了?高兴这八年,总算熬到头了?”

    陈小狗不说话了。他知道,四哥心里苦。死了多少兄弟,流了多少血,才换来这“赢了”两个字。可赢了之后呢?日本人走了,国民党和共产 党,该打起来了。

    “让弟兄们收拾东西。”泽喜说,“明天,下山。”

    “下山?去哪儿?”

    “回店子上。”

    “可店子上现在是废墟……”

    “废墟也得回。”泽喜说,“那是咱们的家。”

    第二天,泽喜带着八十多人,下了山。

    店子上确实成了废墟。墙塌了,房子烧了,到处是弹坑,是尸骨——有些还没埋,在太阳底下发臭。

    乡亲们陆陆续续回来了,看见家的样子,哭的,骂的,发呆的。长安也回来了,带着媳妇易秀兰——她抱着刚满月的儿子,站在王家老宅的废墟前,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四叔,”长安走过来,眼圈红红的,“这……这还能住人么?”

    “能。”泽喜说,“墙塌了,再砌。房子烧了,再盖。人在,家就在。”

    他开始带着人,清理废墟,重建家园。砖是现成的——那些炸塌的墙砖,还能用。木料去山里砍,灰去河边挖。一天天,废墟上慢慢立起了新的房子,新的墙。

    可这墙,砌得不安生。

    九月,刘德贵又来了。

    他现在是襄阳县保安团团长,日本人走了,他这“抗战有功人员”官升一级,实权在握。这次来,带了更多的兵,一个连,一百多人,浩浩荡荡。

    “王营长,”刘德贵很客气,甚至还下了马,“听说你在重建店子上,好事啊。上峰有令,要在鄂西北建一道防线,防共军南下。店子上是咽喉要道,要建个永久性工事。这工程,我想交给你。”

    泽喜心里一沉。建工事,防共军。这是把他往国共内战的战车上绑。

    “刘团长,”他说,“我这点人,这点枪,守店子上可以。可要建永久工事……”

    “人,我给你调。枪,我给你发。钱,我给你拨。”刘德贵说,“只要你答应,要什么有什么。建成了,你就是保安团三营营长,军衔中校,驻守店子上。怎么样?”

    泽喜沉默了。他知道,这是站队的时候了。站国民党,有钱,有枪,有官当。站共产 党,穷,苦,还可能掉脑袋。

    他想起了李向阳,那个八路军的指导员。人不错,可穷。想起了那些八路军战士,面黄肌瘦,可眼神坚定。

    可坚定有什么用?这世道,是枪杆子说了算。

    “行,”他说,“我干。”

    “好!”刘德贵拍案而起,“王营长是明白人!来,这是委任状,这是经费,这是图纸。一个月,工事要建好。建好了,你就是中校营长!”

    工事开建了。

    刘德贵说话算话,调来了工兵,运来了水泥、钢筋、铁丝网。泽喜亲自监工,按国军标准,在店子上周边建起了碉堡群、壕沟、雷区。

    他用了“蝎子倒扒墙”的法子砌碉堡,墙厚三尺,能扛75毫米山炮直射。壕沟深两丈,底插竹签,浇粪水。雷区布了三道,用缴获的日本地雷。

    工事建了一个月,建成了。刘德贵来验收,很满意。

    “王营长,你是个人才。”他拍着泽喜的肩,“这工事,比国军正规军建的还好。从今天起,你就是中校营长,驻守店子上。记住,这儿是襄阳的东大门,不能丢。”

    “是。”

    泽喜穿上中校军服,站在碉堡上,看着这片他守了八年的土地。店子上,王家老宅,那堵高墙,那些新坟。

    现在,他又要在这儿打仗了。打谁?共产 党。

    这是他的家,他的根,他得守着。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鄂西北成了战场。共产 党的军队南下,国民党的军队北上,在襄阳一带拉锯。

    泽喜的第三营,守在店子上,像颗钉子,钉在共产 党的南下路线上。

    四月,共产 党的先头部队来了,一个团,一千多人,要打开店子上这个口子。

    战斗打响了。

    共产 党的炮很猛,可泽喜的工事更硬。碉堡扛住了炮击,机枪封锁了道路,地雷炸翻了冲锋的士兵。

    打了三天,共产 党没打下来,撤了。

    刘德贵来电嘉奖:“王营长英勇善战,守住要地,记大功一次,赏大洋一千。”

    钱,泽喜分给了弟兄们。功,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守住了,没人死。

    这就够了。

    可这仗,没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七月,襄樊战役打响了。

    这次不一样,共产 党的主力来了,一个师,五千多人,配了重炮,要强攻店子上。

    战斗打了七天七夜。泽喜的第三营,三百多人,打得只剩八十几个。弹药打光了,粮食吃完了,援军没来。

    “营长,师部急电!”传令兵冲进来,“援军受阻,你部相机突围,向武汉方向集结。”

    相机突围。泽喜看着电报,笑了。突围?往哪突?

    “让弟兄们集合。”他说。

    八十多个人,站在阵地上。一个个衣裳破烂,眼神木然。

    “弟兄们,”泽喜开口,“师部命令,突围,往武汉撤。愿意跟我走的,走。不愿意的,把枪放下,换老百姓衣服,自己想办法回家。”

    没人说话。良久,一个老兵开口:“营长,我家在襄阳城里,我娘还在……”

    “想回家的,现在就走。”泽喜说。

    走了二十几个。剩下的六十来人,跟着泽喜,从后山小路撤退。

    撤退的路,比打仗还难。

    共产 党的搜索队就在附近,枪声时远时近。他们不敢走大路,只能钻山林,过野地。饿了,挖野菜,抓田鼠。渴了,喝沟里的脏水。

    走了十几天,到武汉。武汉已经乱了,满街都是溃兵,伤兵,逃难的老百姓。

    泽喜带着五十几个人——路上又死了几个,走散几个——找到保安团在武汉的办事处。办事处的头儿姓钱,是个胖子,很热情。

    “王营长,辛苦了!刘团长交代过了,你们一到,马上安排去台湾。船票都准备好了,明天早上就走。”

    “刘团长呢?”

    “刘团长昨天坐飞机先走了。”钱胖子压低声音,“现在局势紧张,能走的都赶紧走。你们是功臣,守洪山头有功,上峰特意交代,要好好安置。”

    泽喜没说话。他看着办事处墙上那张中国地图,台湾在那么远的地方,隔着一片海。

    “愿意去台湾的,跟我走。不愿意的,现在可以走。”他对那五十几个兄弟说。

    没人动。

    “行,那咱们就去台湾。”泽喜说。

    晚上,码头。

    人山人海。泽喜带着人,排队上船。船是条货轮,改装过的,能装一千多人。船身上漆着“太平”两个字。

    “姓名?单位?”检票的军官问。

    “王泽喜,襄阳县保安团三营营长。”

    军官抬头看了他一眼:“你就是守洪山头的王泽喜?”

    “是。”

    “好样的。”军官在名单上打了个勾,“上船吧,三等舱,在底舱。”

    底舱又闷又热,一股霉味。人挤人,像沙丁鱼罐头。

    船开了。汽笛长鸣。泽喜走到舷窗边,看着岸上的灯火,越来越远。

    “四哥,”陈小狗凑过来,“咱们……真去台湾?”

    “嗯。”

    “去了……还回得来么?”

    泽喜没说话。他看着窗外,汉江水滔滔东去,流过襄阳,流过店子上,流过他守了八年的地方。

    回不来了。去了台湾,就回不来了。

    可不去,又能去哪儿?共产 党能放过他?他是国民党的营长,是守洪山头的“顽固分子”。

    船在江上走了一夜。天快亮时,泽喜突然站起来。

    “小狗,”他说,“我不走了。”

    “什么?”

    “我不去台湾了。”泽喜很坚决,“我要下船。”

    “可船在江上……”

    “等靠岸,我就下。”泽喜说,“你们……愿意跟我下的,一起。不愿意的,继续去台湾。”

    陈小狗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说:“四哥,你去哪,我去哪。”

    “对,营长去哪,我们去哪!”几个老兄弟也说。

    可也有不说话的。五十几个人,最后决定下船的,只有二十几个。剩下的,继续去台湾。

    船在九江靠岸,补充物资。

    泽喜带着那二十几个人,悄悄下了船。码头上乱糟糟的,没人注意他们。

    “四哥,现在去哪儿?”

    “回湖北。”泽喜说,“回襄阳,回店子上。”

    “可共产 党……”

    “躲。”泽喜说,“躲到山里,躲到老百姓家里。等风声过了,再说。”

    他们换了老百姓衣服,把枪埋了,分成几拨,往北走。泽喜和陈小狗一拨,扮成逃难的兄弟,一路要饭,一路往北。

    走了半个月,回到湖北。不敢进襄阳,就在周边山里躲着。有时在老乡家借宿,有时在山洞里过夜。

    日子很难,可心里踏实。因为脚踩的是家乡的土地,呼吸的是家乡的空气。

    这就够了。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襄阳解放。

    泽喜躲在山里,听赶集的老乡说,共产 党的军队进了城,没杀人,没放火,还开仓放粮,救济百姓。

    “共产 党……真不杀俘虏?”泽喜问。

    “不杀。”老乡说,“我侄子就是保安团的,投降了,现在在家种地呢。共产 党说了,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

    泽喜沉默了。他想起了李向阳,那个八路军的指导员。想起了那些八路军战士,面黄肌瘦,可眼神坚定。

    也许,共产 党真的不一样。

    “四哥,”陈小狗说,“咱们……要不要出去?”

    “再等等。”泽喜说,“等风声再松点。”

    又等了两个月。七月,泽喜决定,回家。

    夜里,他一个人,悄悄回到店子上。店子上已经变了样,废墟清理了,新房子盖起来了,田里种了庄稼。王家老宅也修好了,虽然不如以前气派,可结实,干净。

    他站在门口,不敢进。屋里亮着灯,有人说话,是长安的声音,还有孩子的哭声。

    “爹,您吃点。”长安的声音。

    “我不饿,给孩子吃。”是王文修的声音,苍老,可还硬朗。

    泽喜眼圈红了。他想进去,可脚像钉在地上,动不了。

    “谁在外面?”屋里传来长安的声音。

    门开了。长安提着油灯出来,看见泽喜,愣了。

    “四……四叔?”

    “长安。”泽喜声音发哑。

    “四叔!您……您回来了!”长安扔了油灯,冲过来,抱住他,哭了。

    屋里的人都出来了。王文修,秀英,泽全,易秀兰,还有那些孩子。一个个看着他,又哭又笑。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王文修老泪纵横,“进屋,进屋说。”

    泽喜进了屋,看着这个家,看着这些亲人,心里那点漂泊,终于落了地。

    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虽然前路还不知道怎么走,可回家了,就有希望。

    活着,就有希望。

    (第十六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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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章预告】

    第十七章 归乡(1949-1950)

    泽喜回到店子上,开始新的生活。可他是国民党的旧军官,在新中国将面临怎样的审查与改造?而王家,在这个全新的时代,又将如何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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