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文献馆”内，知识的洪流不仅限于天文历算、医药工巧。随着译事的深入，更多来自遥远国度的、光怪陆离的风俗见闻、奇谈轶事，也开始透过那些生涩的译文和旅行者夸张的叙述，涌入大唐士人的视野。与那些可以验证、可以应用的“实学”不同，这些关于异域人群如何生活、如何婚丧嫁娶、如何祭祀神明、如何治理国家的描述，更多地触及了文化、伦理与价值观的深层领域，在洛阳的朝堂、士林乃至市井坊间，激起了远比学术争论更为复杂、也更为生动的回响。
鸿胪寺的官员、往来丝路与南海的胡商、甚至一些被“异域文献馆”高额报酬吸引而前来讲述见闻的蕃客水手，都成了这些奇异故事的来源。李素受李瑾之命，不仅收集、翻译科技著作，也着意记录、整理这些“风土志异”。很快，一份份或简略或详尽、或真实或夸张的“异域风俗录”被整理出来，送到了东宫，也悄然在关系密切的官员、学者小圈子中流传。这些记录，如同一面面扭曲的镜子，映照出大唐之外，人类生活的无数种匪夷所思的可能。
其一，关于“政体”的惊诧。
一份据称来自极西之地（可能是北欧或东欧某部落）的记述，提到当地“无王无长，遇有大事，则聚全族成年男子于林中空地，高声辩论，直至众人齐声呼吼，方为定议，谓之‘Thing’（民众大会）”。又有从海路商人处听来的传闻，说南方大海之中有巨大岛屿（可能指马达加斯加或某太平洋岛屿），“国中尊长为女子，世代以女系相传，男子但为武士、劳力，不预大政”。还有对大食（阿拉伯）哈里发继承制度中兄弟相争、甚至父子相残的描述，以及对更西方“拂菻”（拜占庭）帝国皇帝需由元老院和军队“共举”的模糊记载。
这些描述，在大唐的官员和士子听来，简直是荒谬绝伦，有悖纲常。朝会上，一位老成持重的御史大夫捻着胡须，摇头叹道：“无君无父，聚讼纷纭，与禽兽何异？ 国政大事，岂同市井争吵？此真蛮荒未开化之象也。” 对于女子为王，更是引来一片嗤笑与批判：“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妇人焉能决断国事？此必讹传，或为其地男子无能，不得已而为之，实乃乱政之源，亡国之兆。” 至于大食、拂菻的继承纷争，则被引为“夷狄无礼，不知嫡庶长幼之序，故祸乱相寻”的反面教材。然而，私下里，也有少数思想活跃的年轻官员或士子，在惊讶之余，会生出几分隐秘的好奇与思索：若无君王，众人真能议定大事？女子治国，又会是何等光景？但这等念头，是绝不敢宣之于口的。
其二，关于“婚丧”的骇异。
有来自吐蕃以西、天竺以北的山地行商描述，某部落“父死，子妻其庶母；兄亡，弟纳其嫂，谓之‘收继’，以防家产外流，妇人无所依”。有关南海爪哇或苏门答腊岛屿的记述则称，当地人“婚姻不论同姓，甚至堂兄妹亦可婚配”，或“有‘试婚’之俗，男女相悦，可先同居生子，再行婚礼，若不合则散”。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关于天竺某些地方“寡妇需殉夫火葬（Sati）”的听闻，以及中南半岛某些部落“猎头祭神”、“以亲人颅骨为饰”的传说。
这些风俗，彻底挑战了唐人基于儒家伦理的底线。收继婚被视为禽兽之行，严重违背人伦；“同姓不婚”是周礼以来的根本原则，“试婚”更是淫·乱无度；而活人殉葬、猎头祭祀，则被直接归类为“生番野人，未脱禽兽之性”。士林清议对此一片谴责之声，将其作为“夷狄不知礼义”的明证。甚至连相对开明的李瑾，在读到“寡妇殉夫”的详细描述时，也眉头紧锁，对身旁的苏琬叹道：“人命至重，岂可轻弃若此？其地佛法亦盛，何有此等残忍陋习？可见教化未遍，冥顽不灵。” 这些风俗，极大地强化了唐人心中“华夏礼义之邦”与“蛮夷不知廉耻”的文化优越感与边界感。
其三，关于“衣食住行”的奇观。
胡商们带来了更多日常生活的细节：大食、波斯人“食不用箸，多以右手抓取”，让习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讲究餐具礼仪的唐人感到不洁与粗鄙；传闻中昆仑奴（东非）的故乡，“人皆黝黑如炭，唇红齿白，卷发如羊毛”，已是奇谈，更有甚者，说极北之地有“雪国之人，居冰屋，乘犬橇，生食海兽血肉”，或南海深处有“裸·身穴居，不知织纫，以树叶蔽体”的“矮黑人”。还有关于“拂菻”（拜占庭）人喜用“铅粉敷面，以显得苍白”的怪异审美，以及某些西域胡人“以香料涂抹尸体，裹以麻布，可保多年不腐”的殡葬习俗。
这些描述，满足了长安、洛阳市民无穷的猎奇心理，成为酒肆茶馆中最受欢迎的谈资，也被编成各种光怪陆离的传奇故事。但同时，也从细微处加深了“我族文明，彼族野蛮”的印象。用手抓饭被视为不洁，冰屋生食被视为原始，裸·身树叶更是与野兽无异。铅粉敷面被贵女们私下嘲笑为“鬼样”，而香料涂尸则被认为“奢靡无谓，且有悖入土为安之礼”。
其四，关于“信仰祭祀”的怪诞。
除了已略有所知的景教、伊斯兰教（大食法）、祆教、摩尼教等，更有来自更遥远地方的信仰传说。有天竺商人提及的“崇拜牛、猴、鼠、蛇等为神，任其游走市井，不捕不杀”；有北海（可能指波罗的海地区）胡商描述的“崇拜雷神、战神，以活人（通常是战俘）献祭，悬其头颅于圣树”；有海客传闻，东海之外有“三神山”，其上之人“餐霞饮露，长生不死”，或南方瘴疠之地有“巫蛊之术，能以咒法驱役鬼物、伤人于无形”。
这些信仰，在绝大多数唐人看来，或是愚昧无知（如崇拜动物），或是凶残暴虐（如活人祭祀），或是虚妄荒诞（如长生不死），或是邪恶阴毒（如巫蛊）。与经过高度哲学化、心性化的中土佛教，以及强调“敬天法祖”、“天人感应”的儒家、追求长生但体系复杂的道教相比，这些信仰显得原始而粗陋。尽管朝廷对景教等采取了有限容忍政策，但对这些更为“怪力乱神”的异域信仰，主流态度是鄙夷和排斥，认为它们不值一哂，甚至是“乱政惑民”的邪术。
这些光怪陆离的“异域风俗考”，在朝野上下引发了持续而热烈的讨论。朝堂之上，常有人引述某条骇人听闻的习俗，作为“夷狄之辈，不可同于中国”、“需严华夷之防”的论据。士林清议中，则既有严厉的批判，认为这些记载证明了“圣人之教，唯我华夏”，夷狄亟待教化；也有少数声音，在震惊之余，开始思考风俗与地理、气候、历史的关系，试图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虽然这种理解往往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而在市井坊间，则更多是作为奇谈怪论、茶余饭后的消遣，满足了平民百姓对广阔世界的好奇与想象，也无形中巩固了普通唐人“生活在世界中心、最文明之地”的朴素认知。
这一日，武则天在宫中召见李瑾、上官婉儿及几位近臣，特意问及此事。她饶有兴味地听上官婉儿摘要念了几条最“惊人”的风俗记载，脸上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
“众卿以为，此等夷俗，于我大唐，可有可鉴之处？抑或，纯为荒诞无稽，一笑置之便可？” 武则天扫视众人，目光最后落在李瑾身上。
一位老臣立刻拱手道：“天后，此皆蛮貊陋习，悖逆人伦，骇人听闻。足见夷狄之未开化，远逊中华。 我只当奇闻异事观之，断无可取。更当引以为戒，使我百姓知礼义之可贵，圣化之隆盛。”
另一较为开明的官员则道：“陛下，风俗之成，或因地理，或因气候，或因历史渊源。夷狄处荒僻之地，生计艰难，教化不及，故有种种怪诞之行。我朝怀柔远人，对其风俗，可存而不论，然断不可效仿。其有益民生之小术（如某些特殊作物种植法、驯养法），或可参详；其悖理**之俗，则需严斥，以防无知小民被其蛊惑。”
李瑾沉吟片刻，方缓缓开口：“母后，儿臣以为，闻此异俗，当有三层思虑。”
“哦？瑾儿且道来。” 武则天颇有兴趣。
“其一，知异而明同。 观彼等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之奇，方知我华夏礼乐文明，冠冕衣裳，伦理纲常，并非天生如此，实乃圣人数千年来化性起伪、制礼作乐之伟绩。若无圣人教化，人近禽兽，或亦不免如此。故闻夷俗之陋，正可反衬我文明之珍贵，教化之必要。”
“其二，辨俗而察情。 夷俗虽陋，然其形成，或有缘由。如那收继婚、同姓婚，或因其地广人稀，为繁育人口、保全财产之无奈之举；其生食血肉，或因天寒地冻，无火可烹；其崇拜猛兽，或因生存艰难，祈求猛兽之力或勿为所害。此非为其辩护，而是知其所以然，方能知己知彼。于我治理边疆、安抚四夷，或有用处。知其俗，方可因俗而治，渐施教化。”
“其三，有容乃大，不惊不怪。 天地之大，无奇不有。我大唐既为天朝上国，胸襟当如海纳百川。见怪诞而不必大惊失色，闻鄙陋亦无需嗤之以鼻。可命有司详加记录，编纂成册，以为《异物志》、《风俗考》之补充。一则可广见闻，使天下知寰宇之广，造化之奇；二则可资考证，辨其真伪，以实学态度待之，而非以讹传讹；三则……” 李瑾停顿了一下，目光清明，“亦可惕厉自身。 见彼等之陋，当思我华夏今日之文明昌盛，得来不易，更当谨守礼法，砥砺德行，切不可数典忘祖，沦为夷狄之讥。”
武则天听罢，微微颔首：“太子所言，甚合朕意。夷俗虽异，然我朝不必以此为怪，亦不必以此为忧。可命鸿胪寺、异域文献馆，广加采录，详为考辨，务求其实。凡有益于了解外情、安抚藩部者，录之；凡荒诞不经、徒乱人心者，辨之。可编纂《四夷风俗考》或《寰宇异闻录》，藏于秘府，或择其无害者，刊行于世，以增广见闻。”
她语气转厉：“然，记录可广，流布需慎。 凡涉及悖逆人伦、装神弄鬼、凶残暴虐之俗，民间不得随意刊印传播，以防无知小民效仿，或引起无谓恐慌。凡我大唐子民，当明华夷之辨，知礼义廉耻。夷俗可录以为鉴，然华夏礼法，方是立身立国之本，此点，务必使天下臣民皆知。”
女皇的定调，再次体现了那种开放与警惕并存的复杂心态。可以好奇，可以研究，但核心的价值观和伦理底线必须坚守。对异域风俗，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观察、研究、记录姿态，既满足了猎奇心和求知欲，又确保了文化主体性的不受动摇。
于是，在官方主导下，对异域风俗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更加系统化。鸿胪寺的官员、往来商旅、甚至边境的戍卒，都接到了留心记录外邦风土人情的指示。这些光怪陆离的见闻，被不断补充进日益庞大的档案之中。它们不仅满足了上层的好奇心，也悄然改变着一些有识之士对世界的认知。世界，原来并非只有“华夏”与“四夷”的简单二分，在已知的“四夷”之外，还有如此众多形态各异、难以用既有观念去简单归类的人群与文明。
苏琬在整理这些材料时，在私札中写道：“……观四方风俗，千奇百怪，有骇人听闻者，有匪夷所思者，亦有可悯可叹者。始知圣人制礼作乐，化民成俗之功，何其伟也！ 然天地生物，各禀其性，风俗之成，岂无因由？今我朝广采博收，非为慕异，实为知己知彼，镜鉴自身。见夷俗之野，愈当珍惜我礼乐之盛；知寰宇之广，愈当奋发以扬我声教。此或为天后与殿下深意所在。”
李瑾在翻阅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的“异域风俗考”时，心中那份“大唐中心”的认知，也在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中心感并未消失，反而因对比而更显强烈，但这种中心感，不再仅仅建立在“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上，而是开始与一种更广阔的世界图景、更复杂的文明比较联系起来。他知道，这些记录，连同那些天文、医药、算学知识一样，都在潜移默化地拓宽着这个帝国的视野，也在考验着它消化、理解和应对差异的能力。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