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女诫》的颁行，如同在沉寂千年的潭水中投入了一颗巨石，其引发的思想涟漪，从朝堂蔓延至士林，从通都大邑扩散到偏远乡野。激烈的争论持续了数月，唾骂者有之，攻讦者有之，但与此同时，一种缓慢而确实的变化，也如同初春的冻土之下悄然涌动的暖流，开始在帝国社会的肌理中渗透、扩散。武媚娘以无上权力推动的这场变革，在经历了最初的阵痛与对抗后，开始显现出它超越政治宣言的实际影响力，一点点地撬动着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与风气。
最显著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对女子教育的态度上。
以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让女儿读书识字，多半是为了“明理”，以便更好地相夫教子、管理内宅，所学无非是《女诫》、《列女传》及些许诗词，且往往深锁闺阁，不为人知。富商巨贾之家，或许会教女儿算账管家，但那也是实用技能，与“才学”无关。至于平民百姓，女子识字者更是凤毛麟角。
然而，随着女科取士成为现实，数位女官在朝在地方展现出不凡的才干，尤其是天后亲著《新女诫》公开倡导“才德并修”、“生女亦当教之”，一种新的风尚开始在一些开明家庭中悄然兴起。
在洛阳、长安，一些思想较为开放的士大夫家庭，开始延请西席，不仅教儿子，也开始系统地教女儿诵读经史，学习诗赋，甚至探讨时务。虽然仍以“陶冶性情”、“知书达理”为名，但学习的范围和深度已远超以往。江南富庶之地，如扬州、苏州，一些大族甚至为族中女子开办了小型家塾，除了传统女红，也教授诗文、算学、律法基础。商贾之家更是务实，眼见裴文君等女官凭借算学、经济之能立足，也开始注重培养女儿的理账、经营能力，认为“女子有才，亦能光耀门楣，或可觅得佳婿，或可辅佐家业”。
民间私塾，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私塾依然拒收女童，但在一些风气较为开放的城市，开始有极少数塾师，在招收男童的同时，也默许附近家境尚可、且父母开明的女童旁听，或在家中另设“女席”，用屏风隔开授课。教材也不仅限于《千字文》、《百家姓》，偶尔也会讲解《新女诫》中的篇章，或挑选《诗经》、《楚辞》中较为“雅正”的篇目。
这股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宫廷。武则天以身作则，不仅要求公主、郡主们读书习文，还定期召集有才学的命妇、女官入宫，举办“内廷文会”，谈论诗书，议论古今，有时甚至涉及经国治道。上官婉儿自然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她的才华和权势，本身就成为许多贵族女子艳羡和效仿的对象。公主、郡主们也不再仅仅满足于学习女则、音律、绘画，开始对史书、政论产生兴趣。太平公主李令月，本就聪慧活泼，受此风气影响，更是常常缠着兄长李瑾和母后询问朝政，对女官事务表现出极大热情。
其次，是女性参与社会活动与公共事务的空间，有了些许拓宽。
虽然“男女有别”、“内外之分”的大防依然森严，但在一些特定领域和场合，无形的壁垒开始出现缝隙。最明显的是在经济领域。随着《永昌律》中保护女性财产权（尤其是寡妇和未婚女子）条款的逐步推行，以及女官示范效应，女性独立经营产业、处置财产的情况比以前增多。不仅限于传统的纺织、刺绣、饮食等行业，一些有胆识、有资本的女性，开始涉足商贸、客栈、货栈乃至小额信贷。官府在办理相关契约、税赋时，虽然仍不免有异样眼光和刁难，但至少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使得女性经商者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在慈善与地方公益方面，女性（尤其是寡居或无子的贵族、富商女性）的身影也更为活跃。《新女诫》中“关心闾里疾苦”、“施药救人”等训导，为她们参与这类活动提供了道德合理性。捐资修桥铺路、设立义仓赈济贫弱、资助医药施诊等善举，不再仅仅被视为“积阴德”，也开始被公开赞扬为“践行女诫，惠及乡梓”。地方官府有时也会邀请这些有威望、有资财的女性参与一些赈灾、施粥的具体事务协调。这虽然距离真正的“参政”还很遥远，但至少让女性以“慈善家”、“捐助者”的身份，出现在了原本由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边缘。
社会交往与娱乐活动的禁忌，在都城和某些繁华城市，也略有松动。以往，贵族女子外出，必须乘车坐轿，帷帽遮面，仆从环绕。如今，虽然基本礼仪仍被遵守，但女子结伴出游，尤其是参加元宵、端午、中秋等节日的灯会、游园活动，已不如过去那般备受非议。一些专为女性开设的高级茶馆、诗社、画苑开始出现，成为上层女性社交、展示才艺的场所。虽然这些活动仍局限于特定阶层，且往往有男性亲属陪同或严格的空间区隔，但毕竟为女性提供了有限的、相对自由的社交空间。
再次，是婚姻与家庭观念的细微变化。
尽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仍是主流，但女方家庭在择婿时，除了门第、财富，也开始更多考虑男子的品行、才学，以及是否尊重女性。女方本人的意愿，虽然仍不被高度重视，但在一些开明家庭，父母在决定前征询女儿看法的情况开始增多。《新女诫》中“谏诤辅佐”、“有义则合，无义则去”（虽表述委婉）等观念，虽然不可能立刻改变女性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但至少为那些在婚姻中遭遇不幸的女性，提供了一点点道义上的支持和思想上的出路。寡妇再嫁面临的舆论压力，在部分城市地区似乎略有减轻，尤其是当寡妇本身有能力、有财产时。
当然，这些变化是缓慢的、不平衡的、且充满反复的。它们主要发生在两京地区、通都大邑、以及南方某些经济文化发达、风气相对开放的区域。在广大的乡村、内陆偏远州县，传统的力量依然根深蒂固，绝大多数女性依然被牢牢束缚在家庭和土地之上，遵循着千百年来的生活轨迹。《新女诫》的文本可能被里正、乡老宣读，但能听懂并理解的妇女寥寥无几，即便听懂，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与强大的宗族压力下，也很难产生实质影响。
即便是变革之风最盛的洛阳、长安，反对和嘲讽的声音也从未停止。茶楼酒肆中，依然有文人墨客讥讽“牝鸡司晨”，嘲笑那些抛头露面、读书应试的女子是“不守本分”、“妄想一步登天”。一些顽固的士大夫家庭，严禁女性接触《新女诫》，视其为“异端邪说”，更加严格地禁锢家中女子。女官们在公开场合，依然要承受异样的目光和非议。裴文君在盐城，尽管政绩卓著，但关于她“不守妇道”、“与盐商勾结”的流言蜚语，依然在暗处流传。卢静姝在襄阳，判决支持寡妇掌管产业的案件，虽然最终得以维持，但她本人“牝鸡司晨”、“离间骨肉”的恶名，也在保守的士绅阶层中广为传播。
但无论如何，坚冰已经出现裂痕。武则天以国家力量强行推动的这场社会观念变革，如同在厚重的冻土上犁开了一道深沟。尽管寒风依然凛冽，但春天的种子，已经被撒了下去。能否发芽、生长，除了依赖于上方的阳光（权力支持），更取决于土壤本身（社会基础）的温度和养分。
永昌六年的中秋，洛阳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灯会。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官府特意在洛水畔划出了一片区域，允许女性（需有男性家人陪同或结伴而行，且需佩戴帷帽）较为自由地观灯游玩。虽然仍有诸多限制，且这片区域与主灯区隔开，但这已是前所未有的举措。是夜，华灯初上，洛水之滨，衣香鬓影，笑语嫣然。许多深居简出的贵族少女、年轻妇人，在父兄、丈夫或仆从的陪同下，得以一睹这繁华盛景，感受节日的欢愉。她们的身影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洛水中，与璀璨的灯火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
在灯会一角，几位结伴而来的年轻士子，望着不远处被灯火映亮的女性身影区域，低声议论。
一人叹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妇人当街游冶，成何体统？皆是那《新女诫》蛊惑人心！”
另一人却摇头道：“王兄此言差矣。依我看，只要不失礼法，妇人偶尔出游，领略太平气象，有何不可？昔日子见南子，圣人亦不以为非。何况今日天后倡导坤德光大，女子通晓世事，未必是坏事。你我家中姊妹，不也因此多读了几卷书，明了几分理么？”
先前那人嗤道：“李兄莫不是也想让令妹去考那女科，博个功名？”
被称作李兄的士子微微一笑，不置可否：“才学在心，不分男女。能明理，便是好的。至于功名……且看将来吧。”
这样的对话，在洛阳、长安的许多角落发生着。年轻一代的士人，生长于武则天掌权的时代，耳濡目染，对许多新事物的接受度，显然比他们的父辈要高。虽然彻底认同者仍是少数，但怀疑、抵触的情绪中，开始混杂了更多的好奇、观望，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认同。
在深宫之中，武则天站在高耸的城楼上，遥望着洛水畔那片特意为女子划出的、灯火格外璀璨的区域。夜风拂动她鬓边的华发，她的目光沉静而悠远。她能听到远处的笙歌笑语，也能想见暗处的讥讽与骂声。但她更关注的，是那些灯火下，那一张张被照亮、或许正流露出新奇与欢欣的，年轻女子的脸庞。
“婉儿，”她没有回头，对侍立在侧的上官婉儿说道，“你看那灯火，可能照遍这万里江山每一个角落？”
上官婉儿轻声道：“回陛下，灯火虽微，然聚沙成塔，星火亦可燎原。今两京之地，已有新风。假以时日，潜移默化，未必不能泽被四方。”
武则天缓缓颔首：“是啊，潜移默化……这‘默化’，有时比雷霆手段更难，也更要紧。种子已经撒下，接下来，就是看它们自己，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她顿了顿，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也有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告诉吏部，下一次女科，规模可以再扩大一些。各州县，若有才德出众、通晓事务的女子，无论出身，皆可举荐应试。朝廷，要给他们机会，也要给天下人，再多看看。”
风气渐开，如春冰初泮，虽时有反复，寒意未消，但冰层之下，潺潺水声已清晰可闻。这变化细微而深刻，触及了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与个人。它并非一蹴而就的狂飙突进，而是一场由权力顶层设计、在现实土壤中缓慢渗透、在争议与对抗中曲折前行的社会演化。其最终走向何方，无人能够预料，但变化本身，已然成为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