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第二天，法院门口停了七辆采访车。
苏砚从出租车里出来的时候，闪光灯差点把她的眼睛晃瞎。记者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话筒怼到她脸前，七嘴八舌地问：
“苏总，昨天陆律师提交的证据是真的吗？”
“您和周远山先生是什么关系？”
“有人说您父亲当年的案子要重审，是真的吗？”
苏砚没说话。
她把黑框平光镜往上推了推，低着头往前走。保安分开人群，给她开出一条窄窄的路。她的高跟鞋踩在法院的石板地上，咔咔咔咔，节奏很稳，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拿锤子敲钉子。
进了安检门，声音被隔在外面了。
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苏砚在走廊拐角停下来，靠着墙，闭了一下眼睛。
昨晚没睡好。
不是紧张，是想太多了。
她想父亲，想二十七年前的那个下午，想那个被清算的公司，想那栋被法拍的老房子，想母亲哭到晕厥的样子。
也想陆时衍。
想他握住她手的那一刻，想他手心那点微凉的温度，想他说的那句“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
她睁开眼，掏出手机。
有一条消息，凌晨两点发的，发信人是陆时衍：
“睡不着？”
她当时没回，因为她确实睡着了，虽然只睡了三个小时，但那三个小时里她没做梦，睡得像个死人。
她现在回了一条：“醒了。”
对面秒回：“我也醒了。一宿没睡。”
苏砚盯着这五个字看了三秒，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删掉又打，最后只发了两个字：“加油。”
发完她就后悔了。
加油？
太敷衍了。
像同事之间说的客套话。
但她不知道还能说什么。说“我想你了”？太早了。说“别紧张”？她自己都紧张。说“我相信你”？这话太沉了，沉得像一块石头，扔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她把手机揣回兜里，深吸一口气，走进法庭。
今天的阵势不一样。
旁听席坐满了，连过道上都加了塑料凳子。后排站着至少二十个记者，有扛摄像机的，有举录音笔的，还有两个戴着头盔的——那是直播的，头盔上架着摄像头，像顶着一门小钢炮。
周远山已经坐在旁听席上了。
今天他没穿羊绒大衣，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是来参加婚礼的。但他的脸色不对，灰白灰白的，像一张放久了的纸。
他旁边坐着一个女人，五十多岁，烫着卷发，穿着貂皮大衣，脸上的妆浓得像是刷了一层漆。那是周远山的妻子，苏砚在网上见过她的照片。
那女人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苏砚多看了她一眼，然后移开目光。
法官入场。
全体起立。
苏砚坐下的时候，看见陆时衍从原告席上站起来，走到多媒体设备前。他今天没穿黑色，换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是藏蓝色的，上面有很细的银色条纹，灯光一照，像一道道闪电。
他的黑眼圈很重，像是被人拿炭笔在眼睛下面画了两道。
但他站得很直。
背脊像一根拉紧的弦。
“法官阁下。”陆时衍开口了，声音有一点点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昨天提交的证据，原告方已经完成质证。今天，我方有新的证人需要出庭作证。”
法官翻了一下手里的文件：“证人是谁？”
“薛紫英。”
这三个字一出来，法庭里像是有人按了暂停键。
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
记者的手停在键盘上。
旁听席上有人张着嘴忘了合上。
连法官都愣了一下。
苏砚也愣了。
她回头看最后一排。
薛紫英坐在那里，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扎起来，脸上没有化妆，嘴唇发白，眼睛下面青黑一片。她看起来不像那个在律所里呼风唤雨的女律师，像一个熬了好几夜没合眼的病人。
她站起来。
站起来的动作很慢，慢得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她的手撑在前排椅背上，指节发白，整个人在微微发抖。
苏砚盯着她。
她不知道陆时衍安排了这一出。
昨天晚上在法院门口，陆时衍只说了“明天会更难”，没说要让薛紫英出庭作证。
薛紫英走到证人席上，坐下来，把右手放在那本黑色封皮的圣经上。
法警问她：“你发誓，你所作的证词均属事实，绝无虚假？”
“我发誓。”薛紫英的声音很小，小得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但话筒把她的声音放大了，大到整个法庭都能听见那三个字里的颤抖。
陆时衍走到她面前，隔着一张桌子，看着她。
两个人对视了一秒。
那一秒里有很多东西——有旧日的恩怨，有背叛的伤痕，有无法挽回的遗憾，也有此刻唯一的共同目标。
“薛女士。”陆时衍叫她，“请陈述你与周远山先生的关系。”
“他是我的导师。”薛紫英的声音稳了一些，“我大学毕业后在他的律所工作了六年。后来……我成了他的……工具。”
“什么工具？”
薛紫英深吸一口气。
“他让我去接近对手的律师，获取他们的信任，套取他们的信息。”她顿了顿，“他还让我去接近当事人，特别是那些……有弱点的当事人。”
“什么弱点？”
“贪婪。恐惧。欲望。”薛紫英说这三个词的时候，声音突然变得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铁，“他让我去找到这些弱点，然后利用它们。”
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周远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像是冻住了。他的妻子在旁边小声说着什么，他没有反应，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盯着证人席上的薛紫英。
陆时衍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翻到某一页，递给薛紫英。
“请你看看这份文件。”
薛紫英接过来，扫了一眼。
“这是周远山让我伪造的。”她说，“是苏砚父亲公司的那份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他让我模仿苏砚父亲的笔迹，在备忘录上签字。我练了三个月，练到连笔迹鉴定专家都看不出来。”
全场哗然。
记者们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是下冰雹。
苏砚的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
V。
她的眼眶有点热。
不是因为薛紫英的证词，是因为她突然想起一件事——当年她父亲在法庭上，被出示了一份有他签名的文件，他说那不是他签的，但笔迹鉴定报告说是真的。
法官问有没有反证。
没有。
没有人能证明那是假的。
所以法庭采信了那份文件。
所以公司没了。
所以房子没了。
所以她父亲在五十三岁那年，从零开始，在菜市场摆摊卖菜。
现在，二十七年后的今天，终于有人站出来说：那是我伪造的。
苏砚低下头，用力眨了眨眼睛。
不能哭。
今天不能哭。
她抬起头的时候，看见陆时衍正在看她。
只是一瞬间，他的目光从她脸上掠过，快得像一阵风，但她看见了那一眼里的东西。
不是同情，不是心疼，是一种很安静的力量，像一盏灯，不刺眼，但能照得很远。
陆时衍收回目光，转向法官。
“法官阁下，薛紫英女士的证词表明，周远山先生长期以伪造证据、操纵诉讼的方式，获取非法利益。我方申请法庭对周远山先生立案调查。”
周远山站起来。
这一次，他没有被法警拦住。
他站起来，看着陆时衍，嘴唇在抖，手也在抖，但他的声音很稳，稳得可怕。
“时衍，你跟我十二年，我就教会了你这个？”
陆时衍转过身，面对他。
“你教会我很多。”陆时衍说，“你教会我怎样打赢官司，怎样在法庭上说话，怎样看穿对手的破绽。你还教会我一样东西，是你没想教的。”
“什么？”
“做人要有底线。”
周远山的脸抽搐了一下。
“底线？”他笑了一声，那笑声很难听，像是什么东西碎了，“你以为你有底线？你以为你比我高尚？你不过是个——”
“周先生！”法官敲锤子，“请坐下！否则本庭将以扰乱法庭秩序罪将你驱逐！”
周远山没动。
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外表看着还站着，里面已经空了。
他的妻子拉住他的袖子，小声说着什么，他甩开她的手，转身走出旁听席，朝门口走去。
法警追上去。
“不用追。”法官说，“让他走。”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像是有人拧开了水龙头，嗡嗡的说话声从各个角落涌出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到法官不得不连续敲了好几下锤子。
“肃静！肃静！”
法官宣布休庭半小时。
苏砚走出法庭的时候，腿有点软。
不是害怕，是肾上腺素退潮之后的那种虚，像是被人抽走了骨头，整个人都是软的。
她靠在走廊的墙上，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呼吸。
有人走过来，站在她旁边。
她没有抬头，但她知道是谁。
她闻到了那股洗衣液的味道，淡淡的，有点像薰衣草，又有点像肥皂。
“你还好吗？”陆时衍问。
苏砚抬起头，看着他的脸。
他的脸离她很近，近到她能看见他眼睛里的血丝，能看见他下巴上没刮干净的胡茬，能看见他左边眉尾有一颗很小很小的痣。
“你昨天没睡？”她问。
“睡不着。”陆时衍说，“在想今天的事。”
“怕吗？”
“怕。”
“怕什么？”
“怕她反悔。”陆时衍说的是薛紫英，“她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想撤回来着。我劝了一个小时。”
苏砚看着他：“你怎么劝的？”
陆时衍沉默了几秒。
“我跟她说，你这辈子做错过很多事，这是你唯一能纠正的一次。”他说，“你要是放弃了，你余生每一天都会后悔。”
苏砚没说话。
走廊里有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她的头发往脸上糊。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动作很轻，轻得像怕惊醒什么。
“陆时衍。”
“嗯。”
“谢谢你。”
陆时衍愣了一下。
“谢我什么？”
“谢谢你找到她。”苏砚说，“谢谢你让她说出真相。谢谢你……帮我爸要回了一个清白。”
陆时衍看着她。
走廊里的灯光是白色的，照在她脸上，把她所有的疲惫都照得一清二楚——黑眼圈，干裂的嘴唇，鼻翼两侧细微的脱皮。但她眼睛里有一团火，不大，但很亮，亮得像是能把二十七年的黑暗都烧穿。
“还没完。”陆时衍说，“今天只是开始。后面还有刑事调查，还有资产追索，还有——”
“我知道。”苏砚打断他，“但开始就够了。有些事，开始就是结束。”
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睛，忽然笑了。
“你笑起来好看。”苏砚说。
“我没笑。”
“你笑了。”苏砚说，“你眼睛笑了。”
陆时衍摸了摸自己的眼角，像是在确认那里是不是真的在笑。
“走吧。”他说，“还有下半场。”
下午的庭审，气氛变了。
不是更紧张了，是更沉重了。
像是一把悬了二十七年的刀终于落下来了，落下来之后没有想象中的鲜血四溅，只有一声沉闷的响，和一片漫长的寂静。
薛紫英继续作证。
她讲了周远山如何操纵诉讼，如何收买鉴定机构，如何利用信息差欺诈当事人。她讲得很细，细到某年某月某日，在哪个会议室，周远山说了什么话，她记在本子上的哪一页。
有些细节，连苏砚都不知道。
比如周远山不仅搞垮了她父亲的公司，还在之后的二十七年里，用同样的手段搞垮了至少七家科技公司。每一家都是先被侵权起诉，然后在诉讼过程中被挖出“关键证据”，最后要么破产清算，要么低价卖给周远山背后的资本。
七家。
苏砚在心里默念这个数字。
七家公司的创始人，有像她父亲一样从头再来的，有进了监狱的，有一个跳楼了，没死，瘫痪了，在床上躺了十五年。
苏砚闭上眼睛。
她想起自己为什么做AI。
因为她恨。
恨这个世界太不公平。恨有钱人可以用钱买通一切。恨她的公司做大了，就会有人来抢。
所以她做技术。
技术不会撒谎。技术不会受贿。技术不会在法庭上指着你说“这是你签的字”，而你知道那不是你的字，但你拿不出证据。
但现在，有人拿出了证据。
不是技术。
是一个背叛过别人的人，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不再背叛。
休庭的时候，苏砚走到薛紫英面前。
薛紫英坐在证人席上，没有动。她的脸色还是很难看，嘴唇干裂起皮，眼睛里全是血丝。
“谢谢你。”苏砚说。
薛紫英抬起头看着她。
“别谢我。”她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想带着这个秘密进坟墓。”
苏砚在她旁边坐下来。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苏砚问。
“不知道。”薛紫英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在抖，一直在抖，从证人席上下来就没停过，“可能会离开这个城市。可能会换一个行业。可能……会去做法律援助。”
她苦笑了一下。
“是不是很可笑？一个帮人做假证做了十几年的人，说想去做法律援助。”
“不可笑。”苏砚说，“人都是会变的。”
薛紫英转过头看着她，眼眶红了。
“苏砚，我对不起你。”她的声音开始发抖，“对不起你爸。对不起所有被周远山害过的人。我知道说对不起没用，但我……我还是要说。”
苏砚伸出手，握住了薛紫英的手。
那只手冰凉冰凉的，抖得厉害。
“我知道了。”苏砚说。
就这三个字。
没有“我原谅你”，没有“没关系”，没有“你不用愧疚”。
只是“我知道了”。
但薛紫英听懂了。
她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证人席的桌面上，发出很小的声响，噗，噗，噗，像是有人在轻轻敲桌子。
苏砚站起来，走出法庭。
走廊里，陆时衍靠在墙上，手里拿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咖啡。
他看见苏砚出来，把咖啡放在窗台上。
“走吧。”他说，“今天结束了。”
“还没结束。”苏砚说，“还差最后一步。”
“什么？”
“把周远山送进去。”
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里没有恨，没有泪，只有一种很沉很沉的东西，沉得像石头，沉得像铁，沉得像她这二十七年来走过的每一步。
“会的。”陆时衍说，“我保证。”
法院门口的记者比早上更多了。
苏砚和陆时衍一起走出来的时候，闪光灯亮成一片，像是有人在放烟花。记者们的问题像子弹一样射过来，又快又密，根本听不清谁在问什么。
苏砚停下脚步。
陆时衍也停下来。
两个人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肩并着肩，面对着几十个镜头和上百双眼睛。
苏砚开口了。
“今天的事，你们看到了。”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二十七年前，有人用假证据搞垮了我父亲的公司。今天，有人站出来说了真话。”
她停顿了一下。
“我用了二十七年，等到这一天。我希望下一个受害者，不用等这么久。”
说完，她走下台阶。
陆时衍跟在她身后。
两个人穿过人群，穿过闪光灯，穿过那些嘈杂的声音和刺眼的光，走到路边。
一辆出租车停在那里。
苏砚拉开车门，回头看了陆时衍一眼。
“你不走？”
“你先走。”陆时衍说，“我还有事。”
“什么事？”
陆时衍看了一眼法院大楼，又看了一眼远处停车场里那辆黑色的轿车——那是周远山的车，车窗玻璃是深色的，看不见里面坐着谁。
“去收个尾。”他说。
苏砚看了他三秒，点了点头，钻进出租车。
车门关上的那一刻，陆时衍弯腰，从车窗里看着她。
“晚上给我打电话。”他说。
“好。”
出租车开走了。
陆时衍站在路边，看着那辆车的尾灯消失在车流里，然后转身，朝停车场走去。
风从背后吹过来，把他的领带吹得飘起来，像一面旗。
他没回头。